第一代投资人:自成一体的风险资本

第一代投资人:自成一体的风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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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皮埃罗•斯加鲁菲

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毕业于意大利都灵大学数学系,1983年来到硅谷,在奥利维蒂公司任职工程师,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和互联网设计。斯加鲁菲曾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还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20世纪90年代,他曾率先在互联网上开发自己的新闻网站,《纽约时报》曾经在2006年以《史上最伟大的网站》为题对其进行专题报道。斯加鲁菲现在是自由职业者,主要工作是为硅谷和欧洲的公司提供咨询以及在大学讲学。他兴趣广泛,在心智论、文学艺术、音乐史等领域多有著述。他著有《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一书。

硅谷早期的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发端于政府行为。1958年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案》被认为是受到专业管理的风险投资行业的开端。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史布特尼克”号,此举震惊了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于1958年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案》,该法案允许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发执照给私营的小企业投资公司(简称SBIC),由其资助和管理美国的小企业创业。但SBIC的问题是,它每投资1美元,政府都要配套提供3美元的担保贷款。这虽然扶植了许多企业,但却不适合高风险的投资,因为政府的贷款担保通常意味着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那些失败的投资项目,而银行则是最大的赢家。

因此,很多风险投资的先驱者对于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能否促进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同看法。新上市的公司在股市备受欢迎,这证明对初创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模式是可行的。小企业投资公司的一些投资项目得以成功兑现,而且收获诱人。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运作确实提高了早期风险投资公司的地位,有些人,比如弗兰克林•约翰逊(Franklin Johnson)认为,这项新法案使美国“看到了一个问题,而风险投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它培育了创意的种子,也培育了我们这样的核心人物”。西海岸最早的风险投资家威廉•德雷珀说得更直白些:“(没有它)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做风险投资……它把不能做和没有钱来做进行了区分。”很多人认为,小企业投资公司在1958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之间,的确为许多初创公司弥补了资金缺口,此后,合伙人制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大行其道。然而,美国政府投给小企业投资公司的20亿美元却大部分付诸东流。

那么,为什么硅谷能够在风险投资业方面领先于美国其他地区呢?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给出了部分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东北部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那里不仅有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研发资源,而且还有(波士顿和纽约)雄厚的金融资本做支撑。后来西海岸之所以能取而代之,是因为这里有着晴朗的天气,美国政府的科研资金提升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院系水平(还要加上弗雷德•特曼精明的体制建设)。另外,西海岸在人力资源方面也能做到完全开放地选贤任能,在这里,年轻的工程师可以领导公司,年轻的银行家可以为之提供资助。仙童半导体公司是20世纪60年代许多初创的半导体公司的发源地。硅谷有世界级的工程院系、过硬的企业成功记录(惠普、仙童、瓦里安等公司)和经验丰富的创业家群体,于是聪明的风险投资人开始从东海岸西移。

四家风险投资公司定下基调

四家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风险投资公司值得一书,这些公司中的第一代风险投资家多半有着深厚的金融背景,在技术方面则不是很精通。

20世纪60年代西海岸第一家出色的风险投资公司是戴维斯-洛克公司,它由阿瑟•洛克和汤米•戴维斯于1965年以500万美元创立。阿瑟•洛克起初更像是一个经纪人而不像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做投资项目只是他的副业。他原来是纽约海登-斯通公司(Hayden, Stone & Co)的银行家,经常飞到加州去考察项目。1957年,他接手了一个投资项目,被投资的是仙童半导体公司,他要帮助几位离开肖克利实验室的科学家在仙童半导体公司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谢尔曼•费尔柴尔德(一位发明家,也是IBM最大的股东)已经决定为此投资150万美元。被特曼在斯坦福大学周边所凝聚的科技能量所吸引,洛克在忍受了四年的夜间飞行后,终于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在泰利达(Teledyne)、英特尔和苹果以及许多其他高科技企业创建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洛克早期所做的一个大的投资项目是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该公司于1962年以28万美元起家,到1969年被出售时,卖了99亿美元。洛克做过的最大的投资项目是1968年投资英特尔。一天,诺伊斯打电话对他说:“戈登和我都想离开仙童,去搞我们自己的公司。”原因是他们觉得仙童半导体公司已经不行了,新泽西州的官僚主义新总裁不想付给科学家们股票期权,也不愿授予他们更多的部门管理权,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于是,洛克为诺伊斯和戈登的团队筹集了250万美元,那时没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做如此大手笔的单笔投资。洛克甚至还为他们写了商业计划书。但他总是把英特尔的成功归因于科学人才和工程师出身的卓越的总裁们(先是诺伊斯,后来是摩尔,再后来是格鲁夫)。

洛克的公司财运兴旺。在1961年到1968年间,他们投入了300万美元(共筹集资金500万美元),为他们的投资人赚回了1亿美元。尽管经营得如此成功,洛克-戴维斯公司还是在1968年解散了,原因是洛克是个难以相处的人,新的合伙人都不愿意跟他共事。

第二家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是德雷珀-盖瑟-安德森投资公司,它是西海岸第一家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1962年,公司改名为德雷珀-约翰逊投资公司,主要合伙人变为威廉•亨利•德雷珀三世(William Henry Draper III,即威廉•德雷珀,他是多里奥特的学生)和弗兰克林•约翰逊。

威廉•德雷珀的父亲曾在马歇尔计划中负责重建德国和日本的工作,受命与同事弗雷德•安德森一起,在1959年创办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1962年,德雷珀和约翰逊以15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和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的30万美元开办了自己的公司。1965年,他们和萨特•希尔(Sutter Hill)风险投资公司合并,并把保罗•韦瑟斯(Paul Wythes)引进董事会。萨特•希尔公司为硅谷早期的风险投资开创了一种新的方式——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合伙组成投资联合体(即把投资项目分成几份,以便多家公司共同投资)。

德雷珀的基本理念是“投资就是投人”。他相信,如果你选对了人,“他会使你摆脱不良业务、低劣的产品和服务,把你带到较好的处境中”。但是如果选错了人,即使有个好主意也会一事无成,反而只会错误百出。

1985年,威廉•德雷珀的儿子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离开了阿历克斯•布朗父子公司(Alex Brown & Sons),创立了德丰杰投资公司,成为德雷珀家族的第三代风险投资家。蒂姆后来创立的一个风险投资基金成功投资了Hotmail、Skype(投入250万美元,回报达25亿美元)、百度等公司。

第三家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是威廉•德雷珀和保罗•韦瑟斯于1964年创办的萨特•希尔风险投资公司。韦瑟斯曾在贝克曼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做过技术、市场营销和销售,还做过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发起人和董事,这是风险投资业最主要的行业协会。他服务过27家公司的董事会,领导了萨特•希尔公司对数家公司的投资。萨特•希尔公司开创了一些后来为其他公司效仿的投资方法,比如储备人才,今天叫作“孵化创业者”,就是让有才华的创业者先准备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去创业;进行条件简单的优先股投资,被称为握手成交(没有复杂的条件清单);支持多种背景的人士,包括移民和妇女,比如Diablo公司的安迪•盖博(Andy Gabor)和Palm公司的唐娜•杜宾斯基(Donna Dubinsky)等。

韦瑟斯的职业理念简明扼要:“并不是风险投资人创造了成功的公司,而是创业者创造了成功的公司……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建设一家公司,而不是简单的金融交易。”

1969年,风险投资界的全部重要人物在旧金山的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酒店举行午餐会。一共大约20个人,很多人都跟阿瑟•洛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者跟他是合伙人,或者接受过他的指导。这些人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是风险投资走向产业化的开端,他们的资金是专用于创办新公司的。他们的资金数量不多,从业人员数量也有限。但是他们为20世纪70年代涌现的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公司搭建了舞台,上文中介绍的这三家公司为此行业确立了标准。

第四家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是汤米•戴维斯创办的梅菲尔德投资公司(Mayfield)。戴维斯最早从东海岸搬到加州时,加盟了一家土地开发公司——科恩县土地与开发公司(KCLD),并且喜欢在闲暇时间骑骑马。戴维斯不但在硅谷中部地区的农业县工作,也开始在硅谷投资,而且最后还和斯坦福的弗雷德•特曼院长挂上了钩。

特曼从1957年2月开始涉足风险投资,当时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利•斯特林(Wally Sterling)遇见了KCLD公司的乔治•蒙哥马利(George Montgomery),这家公司是南加州的一家财务公司,主要从事与农业、土地和石油有关的生意。蒙哥马利告诉斯特林,他和同事汤米•戴维斯都有意投资电子业。斯特林就让特曼跟蒙哥马利联系。

蒙哥马利和戴维斯非常希望投资电子行业,但特曼一开始不愿与他们合作,建议他们去跟乔•佩蒂特(Joe Pettit)和爱德华•金兹顿(Edward Ginzton)两位教授联系,以得到收购公司的咨询建议。但是蒙哥马利和戴维斯对拥有惠普或洛克希德这样的大公司的股份没有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公司的成长,想要直接参与创造性地构建一个新技术的过程,并能与管理层直接对话。

1957年,戴维斯给特曼写信,向他表达了自己想把KCLD公司的资本,与工程师的技术技能和创造力相结合,建立新公司的想法。工程师们将拥有公司部分股权,从而在经济上受益,并在感情上因掌控自己的公司和环境而感到满足。他们还可以依靠KCLD公司为他们提供运营的各种服务:法律、财会、人事和其他功能。戴维斯想要“为青年才俊们提供一个发挥才干的平台,很少有公司,尤其是大的电器、电子和飞机制造公司能够或愿意提供这种平台”。工程师和KCLD公司持有公司大部分所有权,因此也要对他们公司的成功负责。

汤米•戴维斯给特曼的信表明了他们对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构想。当KCLD公司派戴维斯去搞建筑和油井的时候,他提出辞职并在1963年加入了洛克的公司。在经历了一轮合伙制投资之后,1969年,汤米•戴维斯和威利•戴维斯(Wally Davis)设立了梅菲尔德公司,筹资约300万美元。汤米希望能通过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建立斯坦福与自己的新风投公司的联系。他的目标是工学院的教授们,他们贴近那些可能成为初创公司基础的新创意。汤米聘请了工学院教授比尔•米勒(Bill Miller)、约翰•林维尔(John Linvill)、鲍勃(Bob)和米歇尔•鲍达特(Michel Boudart)作为梅菲尔德基金公司的顾问。这些顾问在公司中是特殊的有限合伙人。他们得到基金的部分收益,而且被当作“智囊团”用来招揽集资。戴维斯和斯坦福大学及其工程技术教授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所有的风险投资都在这样做。梅菲尔德的投资着重于起步阶段的高科技公司,其投资对象的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3COM、Amgen、雅达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和闪迪。

弗雷德•特曼和风险投资产业

特曼是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角度来看待创业咨询和创办公司的。特曼自己的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教员招进斯坦福。在特曼看来,教授们今后能够基于他们的研究而创办一家公司,这种前景很有吸引力,而且常常成为教授们到斯坦福任教的一个诱因,但这毕竟不是招聘教员的首要因素。同样地,为了能够留住高素质的教员,重要的是学校不要为创业活动制造障碍。特曼的做法是,既不强迫人们创业,但是当他们想要创业时也不要阻挡他们的路。

后来斯坦福确实有一个关于风险投资的正式计划。罗德•亚当斯(Rod Adams)在1978年写了一本名为《风险资本:斯坦福大学的政策意见》的备忘录。他说,斯坦福大学不应只从斯坦福“技术许可证办公室”发放的知识产权许可证中获得利益,还应从创意、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中获益。他认为,斯坦福可以通过投资给风险投资基金来获取利益,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源打造成生机勃勃的高科技公司。亚当斯的想法是,在斯坦福管理公司(SMC)里培训一个专业的班子,他们利用与本地金融业的关系,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向最好的基金投资。

凯鹏华盈、红杉资本和NEA以钱生钱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得力于斯坦福校园北缘沙丘路上的若干家风投企业。这些公司中,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当数这三家:创建于1972年的凯鹏华盈(KPCB)和红杉资本,以及创建于1978年的新企业联合公司(NEA)。

首先,在1972年,凯鹏华盈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伙制的风险资本,它当时筹集了800万美元资金,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匹兹堡的神秘亿万富翁亨利•希尔曼(Henry Hillman)。基恩•克莱纳(Gene Kleiner)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一名宿将。托马斯•珀金斯曾是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的手下,也是多里奥特在哈佛大学时的得意弟子。两人在硅谷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当投资银行家桑迪•罗伯逊(Sandy Robertson)让他们两人联系时,他们却并不想见对方。凯鹏华盈的模式有所不同,因为它亲身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管理,投资组合中的公司非正式地组织在一起(它们是一批业务互为相关的公司),他们为股东提供经审计的季度或年度报告以使业务关系正规化。他们也有对投资者友好的条款,如8年的基金寿命限制;在普通合伙人得到任何报偿之前,所有的初始投资资本必须完全归还有限合伙人;所获利润不得进行再投资;以及普通合伙人不得为了个人私利在本合伙关系之外投资。

经历了几次早期的失利,诸如一项半导体投资项目、一家网球鞋公司,以及一家摩托车套件公司,克莱纳和珀金斯决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计算机行业。他们的投资项目数量与工程学教授和创业者有着重要的关系,可在头几年里却是门可罗雀。克莱纳说,“我们没有等着项目送上门来,我们必须创造投资项目,这样才能真正成功。”比如,珀金斯和他原在惠普的一个老同事吉米•特瑞比格(Jimmy Treybig)合作,创办了一家制造容错计算机的公司,容错计算机的优势在于当其一部分出故障时还能在降低工况的情况下运行。银行需要可以连续工作的电脑,这正是他们的理想客户。1974年,珀金斯和特瑞比格又一起创办了天腾电脑公司。该公司于1977年上市,到1996年,销售额已达到23亿美元。

珀金斯的一项伟大创新是他的“经联体”(Keiretsu)投资法。“经联体”一词来自日语词汇,它表示日本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一种连锁关系,它又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财阀。凯鹏华盈主要是鼓励其公司互相帮助,订立相互买卖、授予许可权或担保的协议。它给公司提供其他同业伙伴的策略和计划的定期通报,每年举行6次投资组合公司的总裁和高管的聚会。珀金斯的弟子约翰•多尔如是说:“‘经联体’根植于这样一个原理:让一家公司成功前行并非易事,造就一家成功的新公司最快、最保险的方法是让它与伙伴们结伴而行。”

Destineer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是凯鹏华盈于1990年与移动通信技术公司(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共同孵化的公司,旨在开发全美单向和双向信息服务。因为克莱纳和珀金斯投资的另一家叫无线接入(Wireless Access)的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先进的传呼技术,凯鹏华盈的一个合伙人提议让这两个公司进行合作。于是这两家公司跟摩托罗拉一起开发了通信协议、网络和芯片技术,这些最终都融入了移动通信技术公司的Skytel的网络之中。

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经联体”这个词不再受青睐。布鲁克•拜尔斯(Brook Byers)说道:“那不是经联体,那是关系资本。”从广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人际关系,是名片簿,或者是具有该领域知识的外部公司,或者是潜在的销售线索。

托马斯•珀金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进一步详述了他的投资哲学。他写道:“金钱是所有商品中差异最小的。饮用水,有Calistoga、Perrier和San Pellegrino等品牌,它们都有显著的差异。糖有蔗糖和甜菜糖等,人们能区别开来。但是金钱却都是一样的。”珀金斯认为,风险投资家做的生意是把金钱卖给创业者,因此就需要增加价值,使其与众不同。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没有坐等“完全成熟的商业计划送上门来或是创业团队登门拜访”,他对创业者进行头脑风暴并对其公司孵化培育,积极打造高科技团队。

克莱纳有些有趣的格言,其中典型的两个是:“有钱就拿”和“越难做的决定,你如何选择就越无所谓”。

克莱纳和珀金斯在20世纪70年代的另一次成功也源于失败。凯鹏华盈曾聘用罗伯特•斯万森(Robert Swanson)来处理投资项目,但是一无所成,因此他们客气地请他走人。斯万森后来开始研究生物技术这个新兴领域,并开始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教授赫伯•博耶(Herb Boyer)交流想法。博耶开发了一种制药技术,他把一种组织的DNA直接与另一种组织的基因结合。他认为这项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尚需10年。托马斯•珀金斯用凯鹏华盈的基金做了一个验证试验,然后以10万美元买下了25%的股权。这个公司就是后来的基因泰克,它是风险投资注入的第一家商业化的初创企业,它于1978年成功地人工合成了胰岛素,帮助了全世界千百万糖尿病患者。基因泰克在1980年上市,筹得了3500万美元。凯鹏华盈做得很不错。

第二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红杉资本,它于1972年由唐•瓦伦丁创办。瓦伦丁因从军而到了加利福尼亚,曾在一系列高科技公司工作过,最后是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做销售员。不过,最终他离开仙童到了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他在这两家公司做市场和销售期间对技术与市场做了评估,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工程师能够做出令人惊异的事情,但是项目的资金十分短缺。于是瓦伦丁就开创了一个体系来进行科技公司的股权投资。

瓦伦丁对于仙童和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最关注的,是如何向市场很大、解决特定问题的公司进行投资。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由于为客户定制集成电路的工程资源有限,他不得不帮助公司来决定哪些定单可接或者不接。在四五年的时间里,瓦伦丁创造了“一个更为依靠直觉的投资选择流程,它的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能够产生重大的短期商业价值的解决方案”。

市场第一,技术第二。

由于瓦伦丁的成功,洛杉矶的一家共同基金公司——资本集团公司(Capital Group)找上了门。该公司正在为客户创办一家信托公司,而客户要求涉足一些风险投资方面的业务。瓦伦丁应邀加盟这个新公司,并创办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作为资本集团的一部分,红杉资本就这样产生了。1975年,瓦伦丁将红杉资本从资本集团中独立出来。红杉资本早期的一个成功项目是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的雅达利公司,该公司在1976年时已有3年历史,年销售额为4000万美元,利润为300万美元。它的成长需要资金,瓦伦丁投入了红杉资本的钱,该公司又从梅菲尔德公司、时代公司和Fidelity风险投资公司筹得了资金。就在这一年,布什内尔意识到雅达利需要更多的钱,于是就把整个公司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华纳通信公司,这使他为风投资本的投资者赚了一把快钱。

瓦伦丁最伟大的投资项目是为苹果公司投资。布什内尔曾建议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去拜访瓦伦丁。瓦伦丁要他们专注于市场和胸怀大志。他让两位年轻人与30岁的市场经理迈克•马库拉组成一个团队,于是,他们在1977年创办了苹果公司。该公司在1978年1月筹资51.7万美元,其中28.8万美元来自文洛克公司,15万美元来自红杉资本,还有阿瑟•洛克的资金,投资者承诺持股5年。1979年夏,因为税务和向投资人分红等原因,瓦伦丁悄悄地将他的股份出售。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误。洛克初始价值5.7万美元的股份在1980年时值2200万美元(如果他能保留到2012年,能值100多亿美元)。这只是众多成功投资项目中的一个,其他成功的投资项目还有1987年投资思科公司和1997年投资雅虎公司。

瓦伦丁研究出一种“航母”式的投资方法,“航母公司”和其他一些从事服务和“防卫”的公司组成舰队一块儿巡弋。这样,在投资组合中,一家强大的公司就得到了众多小公司的支持。苹果就是这样一艘“航母”,有13家其他公司作为“小舰艇”为它服务(例如,Tandon公司给苹果电脑做磁盘驱动器)。比之于克莱纳的分布式网络的投资组合模式,这是一个“中心-周边”模式。瓦伦丁不愿意仅仅依赖人员素质这一项标准。他希望更多地了解潜在的市场规模、达到目标的发展势头如何,以及具体是什么产品和产品的应用情况。

瓦伦丁曾经提到,关于风险投资有趣的一点是:半导体公司是风险投资的核心。2004年,瓦伦丁估计,红杉所投资的大约600家不同的公司中,约40家是半导体公司。半导体是数字革命的基础产业。20世纪70年代早期,许多半导体公司设立在圣塔克拉拉谷,还有早期的计算机公司也在那里,这为它们使用这些半导体公司的器件和程序提供了方便。

1973年,随着新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数量的增加,几家主要公司的风险资本家们成立了全美风险投资协会(NVCA),该协会就是风险投资业的行业团体。1974年,风险投资公司遭遇了暂时的挫折,当时股市崩盘,投资者自然对这种新的投资基金抱有戒心。

第三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由迪克•克兰里奇、恰克•纽豪尔(Chuck Newhall)和弗兰克•邦萨尔(Frank Bonsal)于1978年以1700万美元发起的NEA。迪克曾在1969年加盟过阿瑟•洛克的公司,做过一些投资。他们的合伙制基金曾把600万美元变成了4000万美元。NEA在两方面变革了风险投资的模式。它首先筹集到10亿美元资金,并试图在全美开展业务,在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及其他重要城市都设了办事处。弗兰克和恰克在东海岸操持业务,迪克则留在硅谷运作。他们每天通过电话沟通,给苹果电脑和3COM以早期投资。到1984年的第三个合伙制基金建立时,他们已经募集了1.25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么多的钱也追逐过高价位的投资项目,NEA也有过不良案例。到2000年,NEA已有大约130家参股公司上市,近130家公司被兼并,分配给股东43亿美元,其投资的公司包括Immunex、Juniper Networks(NEA投入300万美元,得到15亿美元的回报)、硅图、3COM、PowerPoint和Healtheon。

在风险投资领域,还活跃着其他一些投资者,至少在东海岸是如此。拉扎德•弗雷列斯(Lazard Freres)公司的著名投资银行家安德烈•梅耶(Andre Meyer)曾参与其合作伙伴对各种成长型的风险企业投资,比如Avis(租车公司)和Allied Concord(特种金融服务)。梅耶的一位年轻合伙人约翰•沃格尔斯坦(John Vogelstein)所做的一个项目失败了,他最终离开了公司。后来,约翰•沃格尔斯坦加入了瓦伯格与平卡斯公司(Warburg Pincus),这个公司的前身是瓦伯格公司(E. M. Warburg & Co.),一家由德国犹太裔银行家埃里克•瓦伯格(Eric Warburg)在1939年成立的投资银行和私人投资咨询公司。1966年,瓦伯格的公司与一家风险资本和金融咨询公司利奥内尔•平卡斯公司(Lionel I. Pincus & Co.)合并。利奥内尔•平卡斯(Lionel Pincus)和1967年1月加入公司的约翰•沃格尔斯坦把一种“专业方法”引入了风险资本。瓦伯格与平卡斯公司以及由平卡斯协助设立的全国风险投资协会,在和劳工部谈判修改《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该法案限制对这一类资产的投资。最后,格雷洛克(Greylock)公司的查尔斯•维特(Charles Waite)和查尔斯•里沃公司(Charles River Associates)的理查德•伯恩斯(Richard Burnes)在波士顿做了更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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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百年史》以编年体的顺序,详尽地记述了自1900年至2013年在这片美国西海岸的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从无线电技术、晶体管、集成电路,再到人类基因组、互联网和云计算;生动刻画了在这里涌现出的一代代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从特曼、休利特和帕卡德,到乔布斯、扎克伯格,他们曾对全球100多年以来的科技文明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产品和投资,缔造了无数激动人心的有关科技与财富的故事,改变了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本文节选自《硅谷百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