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阅

鲜阅

总之,人只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

作者/ 朱家安

1987年生的宜兰人。PanSci泛科学专栏作家以及简单哲学实验室创办人。

物化的常识推理

在性别意识逐渐抬头的近代,用来描写社会复杂的性别结构、性别关系与互动的词汇也越来越多。这些词通常不只出现在学术著作中,也广泛使用在新闻报道、网络评论和讨论里。“物化”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它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有人又在用性别特征打广告了。例如以下这些作为,大概就会引来物化的批评。

A.游戏发布会,找来穿着暴露的美女造势。

B.银行招聘柜台人员,限长相清秀者应征。

C.大学登山社招生,海报主视觉是被绳缚着的女人。

通过对公然猥亵的探讨得知,这类道德谴责的症结常源于概念的定义,一旦定义变换,就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得先问:物化是什么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物化定义并不是只要能让A、B、C三例都成立就行,还必须要说明“为什么物化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见“定义‘定义’”)

对于物化,学术界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但我现在不打算引用这些说法,只想单纯就平常接触得到的常识和线索来推论,看看我们对物化的理解究竟是什么。首先,常见的一种说法如下。

工具理论:“物化某人”就是“把他当成工具利用”。

若按照“工具理论”,确实就有理由判断A、B、C三例都构成物化。游戏发布会和登山社把女人的身体当成宣传工具,而银行则打算借柜员的容貌,让客人对服务有好印象。不过,假如这些“工具化”都是物化,那么大部分的工作或交易,其实都涉及一定程度的物化。例如我把会维修笔记本电脑的人当成工具,而读者你和出版社则把写哲学书的我当成工具。因此,工具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说明为什么物化很糟糕,因为在它的判准底下,不管是请美女,还是付钱请人修笔记本电脑,都构成物化,而一般人对于请人修笔记本电脑这件事,并没有跟请美女一样的物化顾虑。或许会有人认为,个中差别就在于性别特征有没有被利用。他们可能会建议如下这个判准。

性特征理论:“物化某人”就是“把他的性特征当成工具利用”。

然而,为什么其他特征可以利用,性特征就不行?为什么利用人的美色是种罪恶,利用人修计算机的能力就不是?“性特征理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我曾经考虑过另一种“物化”的定义。

无关评价:“物化某事物”就是“促使人们用无关主题的方式来评价它”。

“以无关主题的方式来评价”,就是指挑选无关事物的目的来判断它的好坏。例如说,这是一本哲学普及书,为了以简单的方法讨论哲学而被写出来,但如果你抱怨这本书“太薄又太软,没办法用来当作‘砖头’防身”,那你考虑的条件显然跟这本书原本的存在意义无关。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思考前面那些状况,游戏发布会找装扮清凉的美女吸引目光,但这些女生漂不漂亮、穿多少,跟游戏好不好玩似乎无关。同样的道理,银行柜员的长相,跟他们能不能帮你办好事情没有关联,而招生海报上被捆绑的女生,则根本就不是登山社的社员。1

1最后这个说法是开玩笑的,因为它似乎暗示:在无关评价的判准底下,若海报上被捆绑的女生是登山社社员,那关联就可以合理建立,因此没有物化问题。然而,无关评价到底会如何评估登山社的海报?大家可以想想看。刻板负担:“物化某群人”就是指“通过营造刻板印象,使人们在评价特定对象时,在这个对象身上增加无谓负担”。“增加无谓负担”正好贴切说明了当代女性在社会上所面临的处境。目前,无数电视节目和广告正在塑造一种刻板印象,让我们觉得女人最好要具备一些特征,包括乳沟、蛮腰、臀部到大腿的性感曲线,等等。这些特征有什么用呢?其实除了满足那种以“性喜好”为主的审美观之外,一点用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若银行在招聘广告或其他形象塑造上呈现“我们的女柜员都长相别致”的形象,就协助塑造了“女人最好长得好看一点”这类刻板印象,为女性增加了无谓负担。反过来想,要是银行广告强调的是柜员的金融专业和解决融资问题的效率,就不会有相同问题,当然也不会被指责为物化。

无关评价有两个好处:首先,在这个定义底下,请人修计算机和出版哲学书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构成物化;再次,它可以说明为什么物化是件坏事,物化的宣传转移了注意力,引诱人们选择无关事物本身主题的方式去评价,导致他们可能做出不理性的决策。

就目前的讨论,无关评价似乎可通过“定义物化”的最低门槛,但它依然不是恰当的定义方式。因为它有时不合乎人们使用“物化”的习惯。在无关评价之下,被物化的主角是产品本身,而不是用来推销产品的人。但是一般来说,对于使用物化,通常是责备别人物化某性别、某族群,而不是物化他要卖的产品。在电玩展里,被物化的是穿着暴露的Show girl,不是游戏;在银行里,被物化的是特意挑选的漂亮柜员,而不是她们提供的业务服务。还有没有其他想法可用呢?我的朋友黄颂竹提出另一定义,或许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刻板负担”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使用爆乳美女的游戏发布会物化女性。

不过,登山社的例子就比较复杂。你很难判断被绑住的女子加深了什么会造成负担的刻板印象,但这不见得是刻板负担作为物化定义的缺点,说不定,正好协助我们做了正确的判断——用被绳缚的美女强调登山绳结的重要。这个例子不像另外两个例子会造成严重的刻板印象,所以没有物化问题。如同前面所述,工具理论、无关评价和刻板负担都不是来自艰深的学术期刊。但我们确实可以仅通过讨论常识,分析公共议题里的一些重要词汇,并判断哪些定义比较恰当,既捕捉了词汇的内涵,又可以维持有道理的论证。在这节里我们讨论了物化,相同的方法也可以用来探讨“歧视”“性骚扰”“滥情”“理盲”2,一旦搞不清楚这些字眼的概念,就会很容易让你在讨论中犯错。

2指缺乏理性精神,不做分析思考。

听故事的小孩不会变坏……吗?

乌龟:“兔子、兔子!”

兔子:“干吗……咦,我睡多久了?”

乌龟:“先别管比赛了,我要坦白,樱桃树是我砍倒的。”

兔子:“原来如此……那么,你用来砍树的是这把金斧头,还是这把银斧头?”

有些人相信故事会带来智慧,比如聪明的乌鸦如何投石喝水,他们世代传诵。这些事情不难理解,基本上,所有的寓言故事都是那个中心寓意的例证。当我们把“乌龟最后赢了兔子”的故事当成寓言讲时,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自大、看不起对手的人容易失败。如果你随时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对避免失败会有帮助。

讲寓言的人不直接告诉你道理,宁愿诉诸故事,因为具体的叙述比较容易理解,趣味的情节才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利用故事暗示不但是礼节,还能保命,例如国王提议涨税,宰相开口才讲了“民间疾苦……”就被拖出去斩,然后下一个轮到你发言。

龟兔赛跑的故事不是关于行善,而是避免失败。存心行恶的人,不会因为听了兔子输掉比赛的故事就悔改,反而比较可能会先检讨一下,自己的个性是否会阻碍邪恶计划的贯彻。换句话说,龟兔赛跑的寓意在道德教育上是中立的——它对好人来说充满智慧,对坏人也一样好用。

然而,有些人相信故事不但能传递智慧,也可以培养品德,他们可能在小孩尚未识字时,就急着告诉他们关于卧冰求鲤和彩衣娱亲。故事造化品德吗?如果品德受制于个人的意志力和价值观,故事有可能造成改变吗?如果可能的话,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若你考察过一些大家普遍认为有教化功能的故事,会发现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看人家多乖!

这类故事显露他人的好德性。故事里的角色愿意做出牺牲,还不求回报。例如《二十四孝》里的大部分故事,还有孙叔敖杀两头蛇、樱桃战斧华盛顿(咦?),等等。

好人有好报!

这类故事处罚坏人,让好人有幸运结局。例如穿长靴的猫、孟宗竹、浦岛太郎、白鹤报恩、青蛙王子。

这些故事和品德的关系,就像龟兔赛跑之于失败智慧一样:故事本身就是那个中心寓意的例证。

“看人家多乖!”这类故事能让小孩变好吗?或许吧,我们都体会过自己目击善行时内心油然而生的敬佩和温馨感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这种说法有根据,这些故事顶多也只能强化本来就有的道德观,没有办法“从无到有”把德性制造出来。想想看,为什么当听闻有人为了行善而牺牲自己时,小孩的反应是“我的天,好伟大”而不是“天啊,蠢爆了”?显然,当这些善良的故事发挥了父母想要的功效,也表示孩子心里已经具备某些与正直共鸣的潜能。

然而,我们该相信“好人有好报!”有教化功能吗?我相信我们很难信心十足地这样想。首先,“好人有好报!”这类故事的寓意基本上就是:好人有好报。但是,这个说法可能很难成立。这样讲好了,如果做好事的下场比做坏事好,大家应该会争先恐后循规蹈矩,根本不用等到政府用法律胁迫吧。再次,考虑到那些故事经常预设的超自然力量、主人翁的好运,任何有科学常识的人都会把它们视为幻想,或没有统计代表性的特例。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为相信做好事有好报而行动,他还能算是个好人吗?其实有点难说,对道德,我们常有一种直觉,认为“因善而行”才算是善行。康德(Immanual Kant)把这个想法发展到极端,主张善行的动机应该是纯粹的善,不能掺杂任何其他东西,例如对名声的期待。有些哲学家反对康德,他们质疑心理上是否真的可能有“纯粹的善”这种动机。然而,就算不像康德那么极端,我们也至少同意,行为的结果和动机应该分开来看:当一个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动机)做决定时,就算这个决定同时对公众带来好处(结果),我们也不太情愿说他是在行善。

一些信教的人相信有来生,他们做义工、捐献,是为了“集点数”让来生更好,你觉得这些可以算是善行吗?我们同意,如果这些义工事务和捐款都被用在需要的地方,那么他们的行动确实对社会有益。但是如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好处,他们的行为依然值得敬佩吗?

那,学伦理学的小孩会变乖吗?

道德虚无主义夏令营招生中!

——通过严谨的哲学论证,让您的孩子放弃普世价值和道德,并停止进行无意义的社会关怀。

我不相信虚无主义阵营真的有那种可怕的效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绝对很难招生。反过来说,那些强调探讨道德的活动,例如伦理学(道德哲学)课程,是否就可能有比较正向的效果呢,例如让学生“了解普世价值”“增进道德和社会关怀”?关于道德哲学课程的教化效果,至今并没有太多研究报告,不过一些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然让我们不要太乐观。

2008年起,加州大学的哲学家艾瑞克•史维茨格勃尔(EricSchwitzgebel)和他的同事们,观察并记录了四场哲学研讨会里,不同领域学者们的言行举止,包括是否身为听众却私下交谈、放任会议室的门大声关上、把垃圾留在座位上自己走人。他们随后发表统计结果指出,在他们观察的范围内,道德哲学家在以上任何一项统计中都没有显著优异的表现3。你或许会觉得这些都只是小事,严格来说应该是礼节而非道德。然而,若你看到艾瑞克•史维茨格勃尔和他的伙伴进行的另外一系列研究,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了。他们发现,比起其他哲学领域的学者,道德哲学的研究者参与投票以及回复学生的电子邮件的比例并没有特别高;4同时,在图书馆,伦理学书籍反而比其他哲学领域的学术书更容易遗失。5

3Schwitzgebel, Eric. Rust, Joshua. Huang, Linus. Moore, Alan. Coates, Justin.“Ethicists' Courtesy at Philosophy Conferences”[2011],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5:3, 331-340.

4Schwitzgebel, Eric. Rust, Joshua.“Ethicists'and Non-Ethicists'Responsiveness to Student Emails:Relationships among Expressed Normative, Attitude, Self-Described Behavior, and Experimentally Observed Behavior”[2013],Metaphilosophy, 44, 350-371.

5Schwitzgebel, Eric. “Do ethicists steal more books?”[2009],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2:6, 711-725.

关于书籍遗失的统计确实令人讶异,或许道德哲学家对于研究道德的兴趣胜过实践道德的兴趣。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调查报告至少给了我们初步的理由,放弃通过道德哲学调整品德。这些报告涉及的都是非常简单的行为,其中绝大部分,与其说跟道德哲学家关切的道德抉择有关,不如说就是单纯的公德和品行。若研究道德哲学的人在这些简单的生活与伦理实践上,无法赢过形而上学家或知识论学者,我们似乎也没理由相信道德哲学能让小孩变乖。

或许有一些哲学研究者认为,这样的结果刚好在预料之中。道德哲学家只是刚好选择跟道德有关的概念做研究和分析而已,这也许说明他们对于人的道德思虑特别感兴趣,但这不代表他们有比别人更强的动力去实践道德。就算长久的争辩和厘清有助于我们知道哪些道德理论最能解释普世的道德直觉,我们也不见得会因此就遵循这些理论去行动。

当然,这不是说道德哲学对于实践道德没有帮助。生活上需要用到道德思考的,反而通常不是被艾瑞克•史维茨格勃尔设为调查纪录的那些简单行动,而是公共讨论中的火热争论。也只有在这些议题讨论里,道德哲学中“厘清概念”“重组论证”的技巧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或许可以这样说,哲学在道德实践上的重要功能,应该不是让人变得更有品德或拥有“正确、适当”的价值观,而是教导人质疑自己所依赖的道德权威,执行更周全的价值思考。

在这种意义下,道德哲学教育至少跟品德教育一样重要,因为当品德教育的教条或精神出现争议时,我们最终还是必须仰赖道德哲学讨论来解决。什么样的性爱派对算是“妨害善良风俗”、同性恋是否该被矫正、我们应当为了阻止女人落入艰难的处境而反对性交易合法化吗?这些选择的结果,都指向不一样的社会。要做出合理的公共决定,我们除了需要愿意做善良的事情,也需要培养纤细、审慎的思辨能力,检讨自己用来做道德选择的概念有没有问题。而这些,就是道德哲学和批判思考能提供的。

棒球王子外遇对不起粉丝吗?

桃子:卡蜜被抓到吸毒!

饼干:哦,我的天!身为青春偶像,她应该公开向社会道歉。

有些人认为公众人物的私德要比一般人更严谨。一旦犯下私人错误(吸毒、劈腿、欠钱不还),他们不仅应在道德上对因此蒙受损失的人有所亏欠,对观众和支持者也应有所亏欠。这种人大多数会认为,公众人物在事发后公开道歉是应该的。

有一种论点支持这种说法,犯了私德之过的名人辜负了仰慕者的期望,因此对不起这群向来支持他的人。另一个颇相似的论点则从私德的“市场价值”出发,认为名人的某些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仰赖群众对他私德的信任,但事实上这一私德早已失守,那么,名人在过去装傻利用自己良好的形象替产品代言、卖周边商品,就是欺骗的行为。

你大概很难中肯地主张,名人绝对应该为仰慕者的期望负责,并在辜负他们时道歉。考虑一下这个例子:有个疯狂粉丝相信尼古拉斯•凯奇连放屁都是香的,却在发现真相之后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尼古拉斯•凯奇对她有任何亏欠吗?为什么?明显的思考方向应该有如下两个。

A.尼古拉斯•凯奇从来没有以“香屁天王”为头衔宣传。

B.当然,尼古拉斯•凯奇也没有公开澄清过,自己其实不是香屁天王。

但是,拜托,谁会没事跳出来澄清这种事情?期待自己的超级偶像会放香屁,根本就是超乎常理的想法。

这两个理由指向同一个症结:虽然粉丝相信尼古拉斯•凯奇会放香屁并因此崇拜他,但这不是尼古拉斯•凯奇害的,所以尼古拉斯•凯奇没有理由为粉丝的期待负责。

反过来说,若当初确有不实广告,或者粉丝的期望不但不过分而且很合理,名人就该因为辜负期许而对粉丝有所亏欠。不实广告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名人已是蓄意诈骗。

而辜负粉丝的合理期待通常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出现,例如在运动竞赛里放水作弊。在赛场上,姑且不论那些别有用心的观众,多数粉丝会期待自己支持的对象是老实努力地比赛,不耍手段。这样的期许是合理的,因为不放水是大家共同默认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运动明星没有在每次出赛时重申自己不会放水,我们也可以合理认定,他们参加比赛这件事情本身就包含了不放水的保证。因此,当名人被证实放水,他就辜负这些期许,并对粉丝有所亏欠。

在这种例子里,道德亏欠来自被明星破坏的“默认保证”。这和不实广告有点像,不同之处在于不实广告是主动的,而默认保证是被动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做出不实广告的名人,比破坏默认保证的名人更可恶。这也可以反映在直觉上,运动明星放水很可恶,如果他们在放水之前还特地宣誓自己不会放水,则更加可恶。我们严厉指责那些担任反毒大使却偷偷吸毒的艺人,也是基于类似理由。

反过来说,如果犯了私人错误的名人并没有做过相关的不实广告,粉丝当然不能合理期望名人不会犯那类错误,我们也不能要求名人为辜负粉丝的期待而道歉。当然,犯错总是不对的,但并不是他们每回犯了错,就一定同时辜负了全天下的人。

比较具体的例子是之前王建民的外遇风波。可以想象,愤怒的粉丝要求王建民道歉,然而,在考虑前面那些“名人对粉丝有所亏欠”的条件后,我们必须问:王建民是否曾对自己的婚姻忠诚做出不实广告?王建民是否破坏了不外遇的默认保证?

以职棒球员而言,这类条件很难成立,因为上场比赛并不同时保证会对爱情忠诚。如果只关注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我们会判断那些伤心球迷是自作多情——你不太可能通过好好打球,说明自己是爱家好男人。这种主张受到一些网络评论支持,他们认为民众信息不足,不应该随意相信对于球员私生活的揣测,若你选择相信而最后失望,那是你活该,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忠诚的好男人。

然而,若我们将王建民在球场之外的动态也列入考虑,球迷对王建民私生活的想象,可能就不再是不合理的期许了。是的,若王建民在公开场合除了打球之外什么事情都没做,球迷确实本来就没有理由期待他是特别忠诚的好男人。

但是,让我们考虑一个假想情况:王建民顾家、憨厚的形象逐渐建立,开始有产品服务看准这种良好形象找他代言,而他又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判断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假想情况刚开始时,那些良好形象的建立,确实很有可能来自于民众没有根据的猜想和推广,例如觉得既然王建民受访讲话憨憨的,为人应该很老实。但是,假使服务和产品为了王建民的这些形象找他代言,而且他又欣然接下这些工作,我认为,就可以算是他为自己的良好形象做了默认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当形象被事实戳破,名人不但对失望的粉丝有所亏欠,也对邀他代言的厂商有所亏欠。当然,计划完善的厂商不会落到要担心这种事的地步,他们只会拿出事前签订的详细形象条款,向犯规的名人索赔。

我不清楚这些假想情况是否是事实,但是上述讨论想说的是,不能因为粉丝的期待落空,就谴责犯错的名人,甚或要他公开道歉,在这之前,必须先满足一些关于道德责任的条件。

对于犯错的名人,我们可以争论的点还有很多,例如不提粉丝的期待,转向强调这些名人对社会的不良示范。理论上,若这类论点成立,那么犯错名人所亏欠的对象就不只是受害者和粉丝,还有当初接纳他以名人面貌出现的那一整个社会了。不过,这类丑闻是否真的有带坏小孩的后果,就要另外讨论了。

我不能杀人,为什么政府可以?

死刑犯:放开我、放开我!

刽子手:住口!杀人者死罪一条,你乖乖伏法吧!

死刑犯: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政府治理下,杀人的人就会被杀吗?

刽子手:废话。

死刑犯:那你准备好成为被杀的人了吗?

死刑犯的说法实在太尖锐了。如果某个政府严格遵守“杀人者死”的原则,那么,在找来第一个刽子手处死这个死刑犯之后,他们就必须再找来第二个刽子手处死第一个刽子手,然后找来第三个刽子手处死第二个刽子手……如此反复,直到全国上下死光光为止。

据我们所知,目前好像还没有任何国家因为这么愚蠢的理由灭亡。然而,这是否代表,世界历史上那些言之凿凿说“杀人者死”的政治权威,真的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待“刽子手也是杀人者,也应该被处死”这件事?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去问那些支持死刑且诚实、可爱的政治家,他应该会向你澄清:虽然规定人不能杀人,但是政府是可以杀人的,而刽子手只是代表政府杀人,所以不需要被处死。面对这类说法,你可能马上就冒出疑惑——人不可以杀人,那为什么政府可以杀人?这不是矛盾吗?

严格来说当然不算,因为政府不是人,是由人所构成的群体。现代政府需要通过固定程序才能做事情,这跟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个人不一样。不过,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要问:政府禁止我们做某些事情,表示那些事情是不好的,既然如此,政府又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情?政府这样做,就算不矛盾,难道就没有自打嘴巴的嫌疑?

存有这类疑惑的人对事实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政府的“定义”里,就包含它有权力做某些人民不能做的事情。想想看,政府有权征税、征收土地、开违规罚单、囚禁犯人等,这些事当中,哪一项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拥有一般个人没有的权力,这是组成政府的必要条件。再想想看,如果政府拥有的权力跟一般民众一样,会变成什么样子?简单讲,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跟你家隔壁的大叔没什么两样了。要是你之所以反对死刑,是因为主张“政府拥有的权力不能比你更多”,那么,你不单单是反对死刑而已,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你也必须同时反对政府征税、征收土地、开违规罚单、囚禁犯人的权力。除非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否则就不能把“政府拥有的权力不能比个人多”当成反对死刑的理由。但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死刑?另一个常见的策略,是把“剥夺生命的权力”从“人民托付给政府的那些权力”当中剔除。

用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来模拟,书中人们为了脱离危险的自然状态,享有和平的生活,将许多权力交给大家信任的独裁者,让他利用这些权力保护大家的安全,排解纷争。我们所处的民主社会里,掌权的人并不是独裁者(至少我如此希望),但依然不可避免地要托付给政府许多权力。然而,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政府享有权力的上限应该到哪里?我们让政府拥有征税、征收土地、开违规罚单、囚禁犯人的权力之后,是否要进一步让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拥有杀死人民的权力?

当我们这样问时,问题就回到讨论死刑的典型脉络:让政府有权力杀人,对人民来说是否更好?死刑是否有助于维护被害人家属应有的福祉?死刑能否遏制重大犯罪?死刑会不会被体制制度不良的政府当成去除异己的工具?还有,一旦考虑到误判的损失以及执法成本,我们期待死刑制度带来的那些好处,是否依然划得来?

死刑的存废是复杂的议题,也不可能纯粹以概念探讨找到解决方案,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因为个人不能杀人,所以政府也不能”这个说法大概不会成功。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彭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者死!

小天:那强奸犯呢,难道我们要强奸回去吗?

政府为什么可以惩罚坏人?在惩罚理论(Theories of punishment)的漫长争论中,主张“做坏事本身就构成处罚理由”的应报主义者,总是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它充分反映出人想要报复邪恶行为的强烈情感:做坏事的人必须有坏下场,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

在历史上,《汉穆拉比法典》和《圣经》为应报主义提供了典范案例,但也成为批评者的标靶。不同意“以牙还牙”的人会说:报复心会让人想要打掉“打掉别人牙齿”的人的牙齿、戳瞎“戳瞎别人眼睛”的人的眼睛,但是不管你再怎么被仇恨冲昏头,都不可能想要亲自以同样的方式“报复”强暴过你的人。

这种说法不会为讨论带来太多启发,因为它攻击的对象是最素朴6的应报主义,这种版本支持以下方案。

6“朴素”是哲学家的婉转用词,常用来描述那些初次问世、尚未发展健全、漏洞一堆的理论。若对照当代网络用语,相当于“最弱智”。

太简单的应报方案:若我们要因为“A对B做了坏事”而处罚A,处罚的方法,就是以A为对象,对他做那件坏事。可以的话,必须请当初的受害者B来做。(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条件很遗憾无法达成,例如杀人罪。)

“太简单的应报方案”实在是太简单了,无法满足应报主义者对报复的期望。不管是泼馊水还是挖眼睛,报复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对方痛苦。不幸的是,并不是任何犯罪行为响应到犯罪者本身,都能保证会让他痛苦。性侵害是其中一例,其余的还有性骚扰、作弊、歧视言论,等等。了解报复精髓的应报主义者,则会改为推荐以下这个方案。

等价应报方案:若我们要因为“A对B做了坏事”而处罚A,处罚的方法,就是让他得到足以弥补受害者B,或者跟受害者B同等的痛苦和损失。

对支持“等价应报方案”的人来说,强奸罪不再是问题,相对地,他们还可以玩脑力激荡,发明各种能造成不同程度痛苦、损失的惩罚,来报复各类型的犯罪者。当然,你可能会质疑说,要如何量化痛苦、损失来保证公平——这个时候,等价应报的支持者会指着旁边的效益主义者说:“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做到什么地步!”(效益主义最为人所知的麻烦之一,是如何才能把“效益”的计算量化。)

就算已经没有“那你是要强奸回去吗?”的困扰,并不代表等价应报方案没有其他问题。反对者依然可以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报复?为什么报复是实现正义的最佳方法?

有一类支持报复的理由,主张我们应该为了补偿被害人、被害人的家属而处罚犯人,但是,处罚犯人不会给被害人带来金钱,也无法抚平伤痕,因此,这里的补偿其实只是“让人情绪上好过一点”。当然,情绪的安抚对人来说有其价值,我们都可以想象,残忍的犯罪可能导致被害人对罪犯恨之入骨,宁可剥罪犯的皮也不要赔钱。只不过,每个人在经历可怕的事情之后,需要安抚的程度不见得相同,也不见得都宁可用安抚取代赔偿。用“安抚情绪”作为惩罚理由,每个人得到的惩罚程度会相差很大,造成不公平。

另一派常被用来支持报复的理由,跟正义的重分配有关:我们处罚犯人,是为了让被犯人伤害的正义“重新分配到案件发生前的样子”。抽象来说,阿条在路上砍了大熊一刀,阿条就欠了大熊(或彼此所属社群)“一单位”的正义,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必须通过处罚阿条来恢复。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你实在很难理解这些正义“欠来欠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问:“OK,现在我‘欠你一单位的正义’,所以到底代表什么?”可能的回答似乎只有:“这代表我必须处罚你。”

然而,如果积欠正义等于必须受到处罚,那么“因为你积欠正义,所以国家必须处罚你”这句话就变成了废话,还是无法解释“报复与正义、国家有什么关系”。试图以正义的重分配支持应报理论的人,必须提出比“抽象比喻”更好的论证。

从另一面来思考,如果我们不该使用公权力报复犯罪者,那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惩罚?有一种说法主张恰当的惩罚能带来划算的后果。通过发挥遏制力、对犯罪者进行再教育来彰显政府权威,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安全。

在纯粹后果论者的眼光下,“理想惩罚”的本质跟“理想的城市更新”一样:以少数人的损失换取公众利益。然而,若出于划算的后果就可以支持惩罚论,这一来,结果将可怕得超出你的想象。

警员:现在才三月,累积的强盗罪就已经比去年一整年多了三倍。

科长:而且你们一个罪犯也没抓到,搞什么啊?

处长:这样下去不行,不关一两个,犯罪率是不会降低的。

局长:不然我们找两个替死鬼先顶着吧。为了维持治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部长:好,就这样。

理论上,划算的后果指的是类似杀鸡儆猴那样,通过惩罚过去犯罪的人来遏制可能在未来犯罪的人。但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遏制力,被惩罚的人不见得一定是真正的罪犯,只要能起到警示作用就没事了。当然,你会说真相应当公之于众,但为了社会安全,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真的可以为了改善治安,惩罚无辜的人吗?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这种做法。但糟糕的地方就是,若你接受纯粹后果论的“划算的后果”,这似乎是必然下场。若要分辨无辜的人和真正的犯罪者间的差别,坚持我们只能为了治安惩罚罪犯而非无辜者,就很难不回头去讨论应报理论:假如惩罚无辜的人能带来更大的好处,干吗不做?因为这些人没做坏事,那不是他们应得的。

考虑到这一点,有些哲学家建立了双步骤的惩罚理论。他们引用应报理论,把做坏事当成受罚的必要条件,再用后果论式的思考决定罚则。这个做法是否行得通还在持续争论着。这类问题所呈现的,那些难以两全的理论取舍,就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每天要面对的境况。

车篮垃圾处理方案

学生:刚进来就看到它在我桌上,不晓得谁放的。我很生气,才把它丢到地上。

老师:(挥舞着空饭盒)不管怎样,把饭盒丢到地上就是不对。饭盒落到你手上,不管它是怎么来的,它就进入了你的生命,变成你的责任和选择。你可以选择做对的事情,负起责任把它洗干净然后收起来;你也可以选择做错的事情,把它乱丢。现在,重新告诉我,你觉得怎么做才对?

学生:(豁然开朗)老师,饭盒已经落到你手上,现在轮到你做选择了!

无妄之灾在生命中最没创意的现身方式,是别人丢在你车篮或桌上的垃圾。我朋友大麦处理这种状况的一贯方法是,把垃圾抓起来丢到地上。但这样做OK吗?

所有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应该都会同意,大麦的应对方法很能舒缓当下的不爽情绪。但是,到底有什么好理由支持你把被栽赃的垃圾扔到地上,而不是摸摸鼻子拎向垃圾桶?

直接的想法很简单:“垃圾又不是我的,凭什么叫我拿去丢?”这个说法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它不太可能说服你的老师,不过确实表达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道德观点:没错,垃圾恰好在我的车篮里,但我是否就因此比别人更有责任要处理它?

当然,就现实而言,比起其他人,我确实有比较急迫的理由去处理它,因为“那是我的车篮啊,我还要用它装包包呢”。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急迫理由”要做某件事情,跟“有责任”做那件事情是两回事。简单讲,当我有急迫理由要做某件事情,表示我要是不去做定会对不起自己;而当我有责任做某件事,表示假如我没去做,我会对不起其他人。

考虑到上述观点,对于车篮垃圾一例,比较公平的说法应该是这样:没有特别需要对垃圾负处理责任的人,而是因为自己对于这个车篮的使用需要,被别人胁迫必须处理那些垃圾。基本上,这也很类似遭恐怖分子威胁、必须改变政策的政府。

若我们同意“被别人胁迫去做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并不合理,我们应该也会同意,万一某人不幸陷入这个处境,他有权选择比较不痛苦的方式来应对。例如说,当他发现车篮里多出了垃圾,他可以随手把它扔到地上。当然,这并不代表他可以把垃圾转放到隔壁脚踏车的篮子里——就算你被别人胁迫去做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你也没有权利把这份胁迫转移到隔壁脚踏车的使用者身上。

你可能想到了,丢在地上的垃圾不会造成清洁人员“被别人胁迫去做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吗?答案其实也很简单。清洁人员的工作本来就是处理没公德心的人制造的垃圾,当他们捡起地上的垃圾,并不是被别人胁迫去做不属于自己责任的事情。同样的说法也可以应用在义工、值日生、劳动服务同学等“自愿”7清洁打扫区域的人身上。

7当然,也许有同学会说这不是自愿的,而是“为学分所迫”,不过我们在这里采取校方说法。

情景回到教室,上述推论应该也适用文章开头的例子,而且还多了另一个支持的理由:在“小屁孩教育”的脉络里,桌上的快餐盒有可能是欺凌工具。若最初丢快餐盒的人正躲在一边偷笑,那么,要求第一受害者负起处理责任,就更像是叫政府向恐怖分子妥协了。

以上我试图讨论处理车篮里的垃圾最直接的方案(抓起来丢到地上),以及可能用来支持此方案的哲学理由。这些理由是否都成立还有待观察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你全盘接受我的说法,也不代表说,在将来当你遇见类似情境,就应该沿用这个方案去面对。因为,就算问心无愧,你可能也没有时间跟目击你“乱丢垃圾”的人进行上面那一大串哲学讨论。

 

{%}

《哲学哲学鸡蛋糕》以浅白、易懂、清晰、有趣的方式重新讨论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思辨议题、悖论,也以哲学方式解读了生活中一些难以界定、判断的社会公共难题,这本书更会让你明白哲学其实并没有多难!本文选自《哲学哲学鸡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