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裂变之年

1987 年,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芬兰。戈尔巴乔夫此行的重要目的是与芬兰企业和学术界就潜在的商业合作机会达成共识。

戈尔巴乔夫并不清楚,他在不经意间为一家默默无闻的芬兰公司做了免费广告。不久前,这家公司从一个规模庞大、疲惫不堪的企业集团转型为一家雄心勃勃的电信公司。

这家公司名叫诺基亚(图 8-1)。

图像说明文字

在一场关于芬兰工业和技术研究机构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随手递给戈尔巴乔夫一部顶端装有独特天线的灰色设备,告诉他可以“直达莫斯科”。困惑的戈尔巴乔夫颇为震惊,他开始与苏联通信部长通话,这一幕被随行记者记录下来。

自此之后,外界将这部正式名称为“城市人 900”的灰色设备称为“戈尔巴”。

就外观设计而言,“戈尔巴”与全球第一款便携式手机摩托罗拉DynaTAC 8000X 非常类似。DynaTAC 8000X 于 1984 年上市,比“戈尔巴”提前 3 年。但“戈尔巴”的成功得益于北欧移动电话(NMT)系统提供的无线连接性,NMT 是第一种可以跨国使用的全自动蜂窝电话系统。1981 年投入运行的 NMT 系统最初覆盖瑞典与挪威,第二年扩展到芬兰与丹麦。

NMT网络最初设计供车内通信使用,不过拜技术进步所赐,像“城市人 900”(重约 1 千克)这样的设备便携性越来越强,因而适合个人使用。

虽然 NMT 属于全新的网络,但它是早期对蜂窝技术进行长期研究的成果。1969 年,北欧国家的电信管理部门启动合作项目,沿袭源自美国的发展道路——颇具传奇色彩的贝尔实验室提出蜂窝技术的概念,并率先在美国展开大规模试验。

传统无线电通信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可用信道的数量有限,且便携性与双向通信的可实现范围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蜂窝网络的概念为克服这些缺点提供了新的方法。便携式手机的功率越高,传输距离越远,耗电量也越大。受影响无线电波传播的平方反比律 ①所限,手机的重量和价格很快会变得令人望而却步——平方反比率指出,如果传输距离翻番,则传输功率将翻两番。此外,覆盖范围过大还会产生一个副作用:无法在整个覆盖区域内复用正在使用的特定传输信道,因为同一信道上的任何其他传输都会引起干扰。

① 平方反比率并非某种具体的物理定律。对任何物理定律而言,只要某个物理量或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该定律就能称为平方反比率。万有引力定律就属于平方反比率。——译者注

由于这个原因,在有限的可用信道中,预期覆盖范围与同时支持的通话数量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如果利用新的无线服务覆盖整座城市这种规模的区域(且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很快会耗尽所有能用于同时通话的信道,而增加更多用户将严重降低系统性能。

最初的移动网络不得不面对这些严重的缺陷。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 1964 年推出的改进型移动电话服务(IMTS)为例,这种网络仅有 12 个可用信道,只能为纽约地区的 2000 名用户提供服务。电话由人工接线员手动连接,平均等待时间为 20 分钟。

显然,信道数量有限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为解决这个问题,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道格拉斯·林在 1947 年提出一项建议:与其使用大功率中央发射机覆盖整座城市,不如利用若干低功率基站(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小蜂窝)提供高度本地化的连接。这些基站仅为蜂窝有限覆盖区域内的客户提供服务。

上述方案的优点在于,即便这些基站都使用同一个频段,也可以通过在整个覆盖区域内的基站之间智能分配信道来避免相邻基站共享相同的信道。由于只需较低的功率就能覆盖一个蜂窝区域,因此距离较远的基站可以复用相同的信道,不必担心在较远处同时使用同一个信道可能造成的干扰。

如果采用这种方案,那么一次可以服务的用户数量将不再受限于整个覆盖区域,而仅仅与单个蜂窝有关。此外,由于覆盖范围减小,手机的最大传输功率也会相应降低,从而可以使用电池更便宜(也更轻)的小型手机。

蜂窝技术巧妙解决了最大限度同时使用有限信道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从而可以通过不断复用信道来实现全国性覆盖。但另一个更复杂的新问题随之而来:用户离开当前连接的基站时,手机必须持续扫描附近其他可用的基站;如果发现另一个连接质量更好的蜂窝,手机将请求当前基站将正在进行的呼叫切换至该蜂窝。

在此过程(称为切换)中,正在进行的呼叫必须能无缝切换至新的无线电信道,手机通过该信道连接到新蜂窝所在的基站。此外,通话需要从原基站重新路由至新基站。为避免通话质量下降,全部过程要在 0.1 秒到 0.2 秒内完成。

虽然蜂窝网络所依据的理论切实可行,但无论是基站之间的这种音频按需路由,还是手机所需的动态无线电信道切换,都无法通过 20世纪 50 年代拥有的技术实现。

不过正如 20 世纪初的超外差理论一样,电子技术的进步最终使全自动化切换成为现实。计算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因为它可以处理基站和手机中必要的切换逻辑。

在道格拉斯•林提出蜂窝电话技术 30 多年后,贝尔实验室于1978 年在美国芝加哥率先大规模实施蜂窝网络。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紧随其后,于 1979 年部署蜂窝网络。

仅仅两年后,NMT 系统问世,成为第一种在多个国家透明运行的网络。

对计划用于移动网络的设备而言,传输功率并非影响设备尺寸的唯一因素。首先,最佳天线长度与所用频率成反比,因此频率越高,天线可能越紧凑。其次,传输信号前需要进行必要的调制,调制技术定义了单独信道所需的带宽,而信道带宽确定了通信频段内可用的信道总数。技术交流“隐性成本”将详细讨论带宽需求存在的基础性缺陷。

由于这些限制,真正便携式设备的有效频率大约从400 MHz 开始,这些设备有足够的信道同时支持成百上千个用户。例如,NMT 系统最初使用 450 MHz 频段,但后来也扩展到 900 MHz 频段。

900 MHz 是 450 MHz 的两倍,这并非巧合——如果所用频段之间具有整数倍关系,则最容易实现最优的多频天线设计。

可用的无线电频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其使用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受到严格监管。在无线电的发展历程中,各方已就频率分配达成共识,新服务不能随便使用已经分配给其他应用的频率。相反,必须为新服务保留新的频段或重新分配之前的频段,且各方必须一致同意规范新频段应用的标准。因此,要想实现新的无线服务,研发新技术只是第一步——在新概念转化为真正的全球性服务之前,大量谈判与国际合作必不可少。

尽管微芯片革命催生出第一代(1G)蜂窝电话,但可用的微处理器相当耗电,而当时的电池技术远非最佳。以“戈尔巴”为例,充满电后的有效通话时间仅为 50 分钟。不过对许多需要时刻保持通信畅通的企业来说,这种电池续航能力已绰绰有余——只要能随时随地拨打和接听电话,即便手机很重且需要不断充电,也是值得的。

为增强实用性,NMT 内置的跨境设计将该系统推向全新的维度。面世之初的 NMT 拥有名副其实的革命性体验:身处国外的用户打开手机后,仍然可以使用本国的电话号码拨打和接听电话。就许多方面而言,NMT 堪称多种功能的试验田,而这些功能在如今的移动网络中已司空见惯。

这些开创性的网络大获成功后,世界各地开始涌现出类似的系统。美国在 NMT 系统面世两年后推出高级移动电话系统,而欧洲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部署了 9 种互不兼容的系统。

第一代蜂窝系统均以模拟技术为基础。与传统的无线电一样,用户在通话时独占信道。而利用简单的扫描仪(一种可以调谐到蜂窝网络所用信道的便携式接收机),任何人都能窃听到用户通话。

用户遭到窃听!

只要窃听到在重要地点进行的通话,就能获知许多令人尴尬的丑闻,这些丑闻最终被透露给媒体。这种情况相当糟糕,因此可以调谐到模拟移动电话频段的扫描仪在美国属于非法设备。

当然,被某个国家认定为非法的设备并不会因此而销声匿迹,所以窃听的获益者找到了继续窃听的必要手段。

模拟信道不仅安全性差,而且会浪费宝贵的频谱资源。与一次只能有一个用户传输数据的传统无线电通信不同,蜂窝网络连接具有全双工性质,这意味着必须在整个通话期间为用户分配两个信道:一个信道用于上行音频,将用户 A 的声音传输给用户 B;另一个信道用于下行音频,将用户 B 的声音传输给用户 A。

更糟糕的是,相对较宽的信道才能容纳模拟语音信号。同样,与所有模拟无线电信号一样,通话质量与手机到基站的距离呈线性关系,而且会受到信道杂散干扰的严重影响。

就成本而言,所有第一代手机仍属奢侈品。“城市人 900”的定价以现价计算约为 8000 美元,而实际的通话费用同样高得惊人。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第一代蜂窝网络仍然在短时间内风靡全球。与所有新技术应用一样,手机价格和通话费用开始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个真正的大众市场由此诞生,而边走边打电话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最常见的景象。

但容量问题随之而来。

客户群迅速增长导致部分蜂窝严重拥塞。如果用户继续尝试打电话,将遇到越来越多的掉话或忙音。即便实施蜂窝复用,相对较少的可用信道总数也成为人口稠密地区的严重瓶颈。

网络再次达到增加更多用户只会降低用户体验的程度。

得益于速度更快、价格更低的微处理器(尤其是数字信号处理器),模拟系统开始全面转向数字系统。利用为数字信号处理器编写的特殊智能程序音频编解码器,可以实现实时数字信号压缩。技术交流“容量之谜”将深入探讨上述概念。

第二代(2G)全数字系统仍然使用与第一代网络相同的频段,因此可用的信道数量没有明显变化。但第二代系统并未在整个通话期间占用信道全部带宽,因为数字信号压缩可以减少单个用户传输音频所需的带宽。因此,通过将同一物理信道划分为若干较短的时隙,多个用户就能实时共享该信道。

这种时分多址(TDMA)技术可以产生高脉冲传输,重复的高频脉冲会在可听范围内产生低频嗡嗡声。其副作用在于几乎所有音频设备都容易受到干扰,这就是处于开机状态的 2G 手机放在调频收音机附近时会听到持续的嗡嗡声的原因。

当手机在实际通话前几秒钟与基站开始握手过程时,附近的音频设备会在手机实际振铃前发出可以听到的来电“警示音”。

脉冲传输模式及其潜在的声音干扰令新手机的设计者颇为头疼,因为脉冲无线电传输同样可能渗透到手机内部的音频电路,这个问题在使用与手机相连的有线耳机时尤为突出。为尽量减少这种情况,早期手机均配备专有的耳机连接器,强制用户使用制造商提供的特殊耳机。手机与专用耳机经过优化,能减少手机内部大功率脉冲发射器引起的音频干扰。

此外,将外部线路连接到配有无线电发射机的设备可能会影响手机内部实际无线电电路的性能。因此,试图解决此类偶发问题的工程师要求用户仅使用制造商专有、专门设计、具有最佳电耦合特性的耳机。

但随着手机的内置功能越来越丰富,并用作独立的音乐和视频播放器,用户希望能使用自己喜欢的耳机。

用户掌握功能的最终决定权,如今再也没有人考虑手机和耳机是否出自同一家制造商的问题了。工程师们最终找到了一种方法,能使手机的内部电路不再受此类问题的影响。尽管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正在努力完全摆脱耳机插孔,但这一历史悠久的 3.5 毫米音频接口至今依然广泛存在。

如前所述,NMT 系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功能是自动国际漫游——尽管漫游只能在 4 个北欧国家之间进行。国际漫游成为后续第二代系统的基本要求之一,但这种系统已不再局限于覆盖少数国家,而是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新兴的欧洲数字蜂窝系统最终被命名为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不过,GSM 最初是“移动专家组”的法语缩写,代表负责制定新标准的泛欧委员会。北欧国家在 NMT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它们成为 GSM 革命的有力推动者。正因为如此,第一部 GSM 手机在1991 年诞生于芬兰也就不足为奇了。

内置的跨国漫游支持催生出另一种非常有用的功能,这就是通用电话号码方案。使用纯 GSM 手机的用户可以通过完整的国家(地区)代码 + 地区(城市)代码 + 实际号码拨打全球任何区域的电话,方法是在号码前加拨“+”号。这种方案与用户拨打电话时所在的国家无关,适用于所有场合。因此,如果以上述格式创建通讯录,然后在其他国家继续使用手机,那么“从某某国家给家里打电话”完全不是问题。

这看似小事,但确实简化了旅行期间使用座机拨打电话时普遍存在的基本问题,因为各国对国际长途的逻辑和号码前缀往往有不同的规定。

用户入住酒店时,需要遵循特定的步骤才能使用酒店的电话系统。而在拨打电话时,用户很可能会感到不便。

遗憾的是,少数国家破坏了这一良好而普遍的做法,以提供“客户选择”为名强制要求用户在号码前加拨运营商代码。

改进的信道容量绝非全数字系统的唯一优点:由于基站与手机之间保持不间断的数字数据连接,因此基站可以提供接收呼叫质量的实时状态,然后将这些信息传回手机,用于动态控制传输功率。如果连接条件良好,这种按需功率管理就能显著延长可实现的通话时间,并降低系统的整体干扰水平。

迁移到数字系统后,网络对许多常见干扰的耐受性也更强:只要手机与基站之间的连接超过某个阈值,通话质量就会非常好。

数字网络还提供了另一种名副其实的新功能,这就是在用户之间发送短文本消息的内置设定。当 GSM 控制信道协议中存在“空闲” 的时隙时,短消息业务(SMS)作为补充功能被纳入 GSM 标准。大多数早期的 GSM 手机并没有立即提供短信功能,但随着这项附加功能在支持它的设备上日益流行,能否收发短信成为用户购买新手机时的重要决策因素。因此,所有制造商都在产品中迅速加入对短信的支持。

利用特殊的用户身份模块(SIM)可以实现呼叫者身份与实际手机的分离,这或许是 GSM 标准中最出色的附加功能。SIM 卡是一种配有内部处理器和内存的微型智能卡,可以插入任何兼容设备,从而在相关设备上激活现有的电话号码。SIM 卡还配有用于储存简单通讯录的本地内存,新设备因而能立即使用所有常用的号码。

网络端也有重要的设计变动:实现基站不同网元之间的通信接口经过标准化处理,运营商可以混合并匹配任何 GSM 兼容设备制造商的组件,从而避免了因使用专有组件而出现供应商锁定 ②的问题。此类可互换标准是激烈竞争的一大动力,推动爱立信、诺基亚、朗讯、阿尔卡特等首屈一指的网络设备公司不断改进其产品。在此过程中,产品越来越通用,也越来越便宜。

近年来,由于计算能力的发展,许多网元已实现虚拟化,仅作为软件模块存在于基站内的大型计算设备中。

凭借这些特性,交叉兼容的 GSM 网络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蔓延开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统一标准。唯一的主要例外是美国。

对设备和手机制造商来说,建立一个迅速扩张、全球同质化的GSM 市场颇为有利。

从第 4 章的讨论可知,当新技术的成本降至市场可以广泛接受的程度时,需求会呈现曲棍球棒效应,那些恰巧顺势而为的企业将获利巨大。

对诺基亚而言,历史性的成功始于 1994 年推出的诺基亚 2110。在公司计划推出这款新设备时,手机所用的技术即将让位于更节能的新一代微处理器。诺基亚最初开发的产品以上一代微处理器为基础,但富有远见的管理层同意新产品发布略微向后推迟。诺基亚的研发部门因而有足够时间采用最新且能效最高的微处理器技术来升级 2110(图 8-2)。

② 供应商锁定指客户依赖于某一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更换其他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需要付出极高成本。——译者注

市场上尺寸最小的 GSM 手机由此诞生,其电池寿命远优于同类产品。诺基亚已于 1992 年推出第一款面向大众市场的 GSM 手机诺基亚 1011,因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开发新产品。得益于最新的微处理器和液晶显示技术,新产品的用户界面简单而直观。诺基亚1011 和诺基亚 2110 完全支持 GSM 网络的短信功能,而使用 2110 收发短信极其便利。由于诺基亚 2110 广受欢迎,其他所有制造商被迫在产品中加入短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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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功能与最佳时机相结合,对诺基亚影响巨大:2100 系列原计划销售 40 万部,而在该系列退出市场时,假如算上使用不同频率的特殊产品,2100 系列的累计销量已超过 2000 万部。

在计算新产品的盈利能力时,如果预计销量为 N,而最终销量 50倍于 N,那么实际利润率将直线上升。因为当订单量激增时,内部元件的单位成本将大幅下降。尽管 2100 系列的每种产品都有一部分独有的无线电接口元件,但实际手机平台的大多数元件仍然保持不变,所以会反复使用相同的元件。这些元件的订单量增加使设备的整体物料清单成本迅速下降。

因此,2100 系列令诺基亚获利巨大,并在之后几年中推动公司成为首屈一指的手机制造商。

以我个人为例,当时的英国雇主为我配发了诺基亚 2110i。与之前使用的模拟手机相比,新手机的通话质量、通话时间与通话可靠性均有明显提升。当我堵在伦敦 M11 高速公路上时,我坐在车里与美国纽约的老板和日本东京的同事召开电话会议——两人的声音异常清晰,音质远优于我在工作时使用的固定电话。

世界似乎因电话会议而缩小,有如魔法一般神奇。正如著名的克拉克定律三所言:

任何非常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

1958 年,阿瑟·克拉克曾雄心勃勃地预测:

(未来将出现一种)小巧玲珑的个人收发信机,每个人都会随身携带。

总有一天,只需拨打一个号码,就能与全球任何地点的人通话。

克拉克甚至预测这些设备还具备导航功能,从而:

不会有人再迷路。

尽管克拉克未能预测到苹果地图早期存在的诸多导航失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移动未来的设想完全正确。克拉克还认为,这种发展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后实现——他的预测再次与现实完全 相符。

特斯拉曾在 1926 年针对无线通信做出前瞻性预测。但克拉克还提出了可核实的准确时间表,因而比特斯拉更胜一筹。

多年来,诺基亚一直极具创新精神。在 2110 发布仅仅两年后,公司就通过“个人通信器”系列展示了移动设备的未来潜力,该系列产品是有史以来第一批配备键盘和更大屏幕的手机。随后,公司还推出面向互联网的触屏设备——诺基亚 7000 系列。两个系列是如今智能手机名副其实的前身,遥遥领先于它们所处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些产品最终在诺基亚后来的发展中被打入冷宫,导致竞争对手迎头赶上。

尽管诺基亚采取了各种革命性的举措,赢得“智能手机之母”桂冠的却是 IBM“西蒙”(图8-3),这款手机在 1994 年至 1995 年间仅上市销售 6 个月。“西蒙”已具备如今智能手机的所有特点,包括触屏操作、日历、电子邮件以及其他一些内置应用,甚至还支持收发传真——这也是诺基亚“个人通信器”系列产品备受推崇的功能之一。IBM“西蒙”同样超前于时代,不过仅售出 5 万部。以现价计算,“西蒙”的非补贴价格约为 1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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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M“西蒙”上市 5 年后,智能手机的概念开始进入千家万户。日本 NTT DOCOMO 公司推出面向年轻人的 i 模式手机,开创手机上网之先河。移动数据的出现是推动无线通信发展的根本因素,第 10 章将做进一步讨论。

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诺基亚一直是移动领域的绝对王者,但缓慢的螺旋式下滑最终开始出现且看似不可避免。公司之所以走向没落,并非由于某个原因,而是各种(往往很微妙)因素的集合。

诺基亚既开发基站技术,又制造手机,这个基本问题导致公司业务之间出现根本性冲突。由于生产方面的二元性,全球各大运营商都是两类产品的主要客户,大量采购手机和网元。确保运营商满意事关诺基亚的切身利益。运营商自然清楚自己的影响力,而来自这些大客户的负面反馈往往相当直接,诺基亚不得不认真对待——失去大型运营商的订单可能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损失。

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扼杀了诺基亚进军新增值领域的无数尝试,外界甚至将这些领域视为运营商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任何没有持续商业利益的新贵竞争者都能在市场上测试新的创意,而不必担心惹恼既有客户群。正因为如此,黑莓这样的公司才可能介入并创造出全球性的移动电子邮件业务。而在黑莓诞生前多年,诺基亚的研发部门就已拥有完善的内部解决方案。

诺基亚与运营商的关系之所以出现问题,另一个原因在于诺基亚手机的客户需求不断增长,往往使销售团队在所有潜在客户的产品分配方面左右为难。在某些情况下,运营商认为诺基亚销售团队的做法过于傲慢。这个结论未必不对,因为销售团队非常清楚,当需求不断超过供给时,他们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地决定条款。因此,即便诺基亚与主要运营商客户的步调完全一致,对最热门设备的巨大需求以及出于“平衡痛苦”的需要,有时也会迫使诺基亚采取行动。

就预期销量或预期折扣而言,那些感觉被边缘化的供应商并不开心。对于诺基亚在产品分配和交付时间方面所做的决定,我曾亲眼目睹某大型运营商的首席执行官公开表达不满。在市场最终开始趋于平衡时,部分运营商拥有“大象的记忆”③不足为奇:当其他制造商的手机在功能和价格方面开始迎头赶上后,这些运营商非常乐意“报复” 之前曾遭受过的任何不公,将诺基亚拒之门外。

美国市场便是一例。2000 年前后,“诺基亚王国”④几乎垄断美国市场;而仅仅 10 年后,诺基亚手机在美国商店里已难觅踪影。

庞大的销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巨额现金流给诺基亚的管理层制造出另一个心理障碍:公司不再只是雄心勃勃、初入无线领域的参与者,它已成为全球公认的通信巨头,所有商业渠道每天都在详细讨论公司股价。这个不幸连带后果导致诺基亚似乎非常注重保护其股票价值,并相应优化其产品线。如果某种创新型电子产品无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数亿美元的销售收入,相关的研发资源就可能流向别处,因为其他领域总是存在亟待补充、对短期业务目标更重要的资源瓶颈。因此,由于无法证明曲棍球棒效应即将到来,少数几次开拓新领域的尝试最终都因资源不足而宣告失败。

这种短视导致多位关键人物从诺基亚的研发部门离职。他们厌倦了为前沿新产品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两年,结果研发团队在又一个“长刀之夜”⑤后转移至他处,项目随之终止。

③ 研究表明,大象拥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力,“大象永远不会忘记”(Elephants never forget)是一句著名的习语。——译者注
④ 鼎盛时期的诺基亚为芬兰贡献了 4% 的国民生产总值与 25% 的出口额,因此芬兰一度被称为“诺基亚王国”(Nokialand)。——译者注
⑤ 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指 1934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发生在德国、由纳粹政权主导的一场清算行动,源于希特勒对纳粹冲锋队的不满。作者用“长刀之夜”描述某些很有前途的项目夭折。——译者注

部分人参加了三四次这样的“项目结束”聚会,刚刚停产的产品蜡膜在此期间被付之一炬。他们最终决定离开诺基亚,去寻找更广阔的市场。

也有一些反例:当第三代(3G)网络即将面世时,诺基亚只需推出一款兼容手机即可。开发团队很清楚,即便某个 3G 手机项目夭折,它也会在改头换面后立即以某种新形式再度出现,而核心团队已经熟悉 3G 技术。

因此,项目产品以动画剧《南方公园》里的人物“肯尼”命名——肯尼每次都以最可怕的方式死亡,但总会在后面的剧集中复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诺基亚股票的财务表现十分亮眼,另一个副作用随之而来:利润丰厚的早期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在较低的增长预期基础上,但对保持长期业务重心帮助不大。当即将行权的期权可能带来 10 倍乃至 50 倍于年薪的收入时,保持股价上涨对许多人极具激励作用。这起码对必须做出的日常业务决策产生了潜意识的影响。

而这一切的结果是诺基亚紧抓主流和可靠的赚钱产品不放——只是时间似乎略久。就软件层面而言,诺基亚在智能手机领域最终败走麦城,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公司最初非常成功地进入这一领域。

诺基亚选择塞班操作系统作为新款智能手机产品线的基础。塞班脱胎于英国赛意昂公司开发的 EPOC 操作系统,最初针对个人数字助理的受限硬件进行优化。当时并无可以替代常规硬件的方案,因此EPOC 似乎是唯一能满足诺基亚要求的操作系统。

遗憾的是,为应对技术层面普遍存在的局限性,EPOC 不得不“削足适履”,从而使应用开发环境受到诸多限制。EPOC 的设计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内存占用,导致编程模型严重受限,进而使应用开发成为布满“陷阱”的雷区。许多涉足移动软件开发领域的程序员因而产生了无尽的挫败感,因为大多数人都具备个人计算机或小型计算机的背景,而这两类计算机的环境更宽容,资源也更丰富。

与个人计算机软件不同,无法直接在智能手机上开发智能手机软件,必须采用交叉编译环境。而最初的塞班开发环境以过时的微软Visual C++ 开发环境为基础,对移动开发并无帮助。身为 C++ 程序员,我确曾搭建了某种最早的塞班开发环境。而在所有从“传统”开发转向移动开发的程序员看来,塞班开发环境的用户体验极其糟糕。

但是,如果希望为崭露头角的智能手机开发应用,那么诺基亚巨大的市场渗透率几乎令塞班成为唯一的选择。为此,应用开发者咬紧牙关,根据市场需求编写程序。而在智能手机的早期发展阶段,塞班堪称“移动应用市场”的同义词。

相对而言,塞班的交叉开发环境确实发展迅速,且经过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容易使用,但这种操作系统仍然存在许多实际的系统局限性。随着无线设备的实际硬件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固有的局限性开始引发其他问题。为解决实时处理、平台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塞班内核经过重要重写。这些重大更新破坏了版本之间的二进制兼容性,意味着现有应用无法在默认安装塞班新版本的硬件上运行。因此,如果最新设备希望运行所有已有的应用,开发者就必须另作调整。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阻碍了开发者为诺基亚智能手机构建多功能应用生态系统的努力。

类似的问题在苹果的 iOS 或谷歌的安卓开发环境中同样存在,但远没有已发布众多版本的塞班严重,这是因为底层技术的进步使如今的移动软件开发环境更接近主流编程范式。

诺基亚的研发部门非常了解塞班系统存在的固有局限性,也多次尝试迁移到基于 Linux 的操作系统。尽管诺基亚 N900(图8-4)等部分产品颇有前途,却从未得到最高管理层的首肯,而这种支持对于公司全面转型至关重要。由于市场的实际惯性, 诺基亚继续在其主流智能手机中使用塞班系统,却从未给予那些使用Linux 系统的设备以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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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在制造性价比高、令人满意、耐用可靠的硬件方面表现出色,全球销量达到数亿部,但从未成功转型为一家真正以智能手机为导向的软件公司。

在诺基亚经历爆炸式增长的那些年中,首席执行官约尔马·奥利拉始终掌控全局。但当他不得不选择继任者时,公司最终开始走向没落。奥利拉没有任命富有远见的技术专家或经验丰富的营销大师担任一把手,而是选择了长期在诺基亚从事财务和法律工作的资深人士奥利—佩卡·卡拉斯沃。

遗憾的是,卡拉斯沃展现出的个人形象似乎与诺基亚实际产品希望传递给外界的尖端技术奇迹相去甚远。如果希望成为时尚科技领域的引领者,那么管理团队的形象至关重要——尽管卡拉斯沃曾多次在演讲中试图取笑这种明显的不协调。然而,彼时的竞争对手是由史蒂夫·乔布斯领导的苹果公司及其过于圆滑的产品,即便是善意的个人诋毁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苹果的产品都一样圆滑。

后来曾有报道称,卡拉斯沃对于自己是否适合担任首席执行官持保留态度。但无论将卡拉斯沃推上最高职位的实际目的何在,外界认为诺基亚的业务重心完全放在下个季度而非今后的移动世代——尽管公司拥有众多前途不可限量的研发项目。

诺基亚突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由于预期销量与短期财务目标不符,创新产品和全面平台更新未能如愿得到最高管理层的支持。销售团队始终认为,现有产品线的销售预测在财务上更具可行性和可验证性,因此也在相应配置研发资源。这导致诺基亚缺乏具有开创性的新产品,而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越来越便宜的现成无线硬件平台迅速蚕食了现有产品线的利润。

竞争加剧主要归因于无线技术的商品化,外界的注意力因而从诺基亚在手机技术领域的卓越表现转移到设备整体附加值的卓越表现。这一根本性转变最初源自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高通公司等无线通信芯片制造商开始提供各自的“烹饪手册”,介绍如何制造手机乃至电路板设计实例,从而有助于以最少的早期经验创造出功能齐全的无线设备——诺基亚作为无线通信领域先行者所拥有的众多优势不复存在。

诺基亚的市场调研部门明确预测到基础无线硬件的商品化趋势,但公司未能将足够的注意力转移到业务的增值方面。因此,从设备实际销售中所获得的价值依然是主要的利润来源,而新一轮的激烈竞争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蚕食利润空间。

中国的发展是制造业和研发领域发生重大转变的绝佳范例。

2000 年前后,中国仅有少数几家刚刚起步的手机制造商,这些企业的名称颇具异国情调(比如“宁波波导”)。诺基亚在全球各地设有负责手机实际生产的工厂,所有工厂都能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如今,几乎所有面向大众市场的无线设备均由中国、越南或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大量合同制造商生产,而某些最具创新性的智能手机新产品出自小米、华为等中国大型企业的研发部门。就连宁波波导这家早前制造寻呼机、1999 年才开始生产手机的企业,也在 2003 年至2005 年间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供应商。

受到新兴的中国合同制造商冲击,诺基亚在全球各地构建的工厂网络一夜间成为昂贵的负担,甚至削弱了诺基亚极度精简的生产网络。

21 世纪初,在看似无限增长的同时,承平日久也催生出狂妄自大——部分人认为诺基亚的立场绝对正确。

例如,当苹果初次涉足智能手机领域时,时任诺基亚执行副总裁泰罗·奥扬佩雷对崭露头角的竞争对手不屑一顾:

库比蒂诺的那家水果公司。

毕竟,诺基亚已经根据自身经验得出结论,第一代 iPhone 的GSM 数据速率无法令人满意。那么,何必要担心一款甚至不支持最新3G 标准(诺基亚刚刚投入数十亿美元研发)的产品呢?公司认为,当技术发展成熟、最终有望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时,想必会有足够时间来发掘这棵潜在的新摇钱树。

但“差劲”的第一代 iPhone 很快被 iPhone 3G 所取代,谷歌也推出了众多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廉价智能手机。对诺基亚而言,最糟糕的是,iPhone 和安卓手机都为应用开发者提供了简单的开发生态系统,而这些开发者来自那些拥有软件开发基因的公司。

接下来的故事世人皆知。

截至本书写作时,iPhone 刚满“10 周岁”。如今,虽然所有人都承认第一代 iPhone 性能欠佳(诺基亚当时也正确认识到这一点),但苹果从缺点中汲取教训,最终成为智能手机市场无可争议的王者。

诺基亚董事会并未对这一威胁其市场主导地位的新情况视而不见。他们认为,是时候再次对高层进行人事变动了。

出身微软的斯蒂芬·埃洛普接替卡拉斯沃担任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埃洛普立即宣布与前东家达成一项突破性的协议:为复兴诺基亚智能手机的应用开发生态系统并使其现代化,诺基亚今后的产品将改用微软“即将发布”的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

尽管诺基亚的智能手机生产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上述举措仍然令研发团队深感震惊。诺基亚内部积累 10 年之久的智能手机操作

系统研发经验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对未经验证的微软产品的盲目信任。彼时,没有一款正在销售的手机使用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因此诺基亚的行为只能看作放手一搏。

但市场完全容得下第三种能与苹果和谷歌一较高下的移动生态系统,所以诺基亚在全球范围内的营销影响力仍然毫发无损,仅此一点或许就能挽狂澜于既倒。诚然,最初的塞班系统同样难称完美,但微软毕竟是一家软件公司,对开发者生态系统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

总而言之,这一重大战略调整能令市场信服,有助于诺基亚重回正轨。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埃洛普公开宣布关闭诺基亚现有的智能手机产品线,而产品线中还有几款尚未发布、几乎已准备就绪的产品。

在基于 Windows Phone 的“新一代”产品甚至还未上市之际,这个举动完全不合逻辑。作为全新的高端市场解决方案,外界曾认为Windows Phone 将逐步淘汰塞班。但一夜之间,这种操作系统成为诺基亚唯一的选择。

装有塞班系统的诺基亚手机销量大幅下滑,这并未使世界各地的商业专家感到惊讶——谁会购买一款被其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公开宣判死刑的产品呢?

“疯狂岁月”的后果成为绝佳的商学院案例研究材料:

当卡拉斯沃于 2006 年接任首席执行官时,诺基亚手机的市场份额为 48%;而在埃洛普离任时,诺基亚手机的市场份额已降至 15%。

当埃洛普将日渐萎缩的手机部门出售给微软时,“新”微软品牌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已跌至个位数,微软最终在 2016 年关闭手机产品线。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于诺基亚最后的手机困局是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微软耗资 72 亿美元收购诺基亚的手机业务,但仅仅两年后就宣告放弃。

如今,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已成为使用最广泛的移动操作系统,这一事实对诞生于芬兰的诺基亚颇具讽刺意味:安卓系统以 Linux 为基础,而 Linux 出自科技界最知名的芬兰软件工程师林纳斯·托瓦兹之手。诺基亚是第一家进军智能手机大众市场的企业,它最初选择塞班作为其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与 Linux 的机会窗口失之交臂。

尽管如此,诺基亚为何不愿利用 Linux 可能带来的巨大“本土” 优势,是我在诺基亚工作期间一直无法理解的深层次谜团。甚至早在iPad 面世前,诺基亚就在酝酿一款大屏幕平板计算机。但由于塞班系统的局限性,这个概念始终停留在原型阶段。开发团队曾请求在这一可能具有突破性的产品线中改用更强大、更合适的 Linux 操作系统,却遭到管理层一再否决。

诺基亚终于积极推动基于 Linux 的廉价手机上市,且功能齐全的样机已在公司内部进行测试。但斯蒂芬·埃洛普上任后,这个项目很快夭折。诺基亚的研发团队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个人计算机领域, Linux 是唯一能真正威胁到微软的操作系统:Web 服务器、超级计算机以及日益发展壮大的云计算均使用 Linux 作为事实上的操作系统,而个人计算机仍然使用微软 Windows。随着 Windows Phone 的消亡,得益于安卓系统压倒性的市场份额,Linux 如今在移动领域也居于主导地位。

虽然在智能手机领域落败,但诺基亚作为一家企业得以延续,尽管目前在苹果面前相形见绌——在诺基亚所处的时代,它几乎成为计算史的一个注脚,曾有公司提出要收购诺基亚的全部股份。

纵观诺基亚的早期商业史,还有另一个隐现的“假如”:就在诺基亚 2110 取得历史性成功之前,爱立信曾有机会收购诺基亚。但爱立信董事会否决了收购要约,将手机领域的发言权拱手相让。爱立信后来与索尼合作,最终在 2011 年将合资企业的剩余股份出售给索尼。

如果这两笔交易能达成其中任何一笔,诺基亚和苹果的历史可能会大相径庭。诺基亚与爱立信之间的爱恨情仇还有一个有趣的转折,彰显出某一处置不当的事件如何彻底改变一家企业之后的发展方向。

2000 年前后,这两家北欧企业似乎有均等的机会从曲棍球棒效应中受益。但在 2000 年,飞利浦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为诺基亚和爱立信生产零部件的工厂失火,导致微芯片生产所需的超净制造工艺遭到污染。爱立信接受了飞利浦在一周内恢复生产的承诺,诺基亚的采购部门则立即启动后备计划,寻找兼容元件的替代制造商。

诺基亚很快发现难以找到完全兼容的替代品,因此研发部门调整产品,一方面使用飞利浦的原装零部件,一方面从日本制造商采购近似的替代品。

由于新墨西哥州的工厂无法如约恢复生产,爱立信的销售额下降4 亿美元,诺基亚的销售额则同比增长 45%。这一事件拉开了原本看似平等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最终导致爱立信的手机部门分崩离析。

如今,诺基亚与爱立信的手机部门都不复存在,但诺基亚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蜂窝网络技术和服务提供商,这方面甚至超越了爱立信。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回归技术本源,诺基亚已经补全了整块无线技术拼图:在收购阿尔卡特—朗讯后,诺基亚将蜂窝网络的奠基者贝尔实验室纳入旗下。

而手机的故事仍在继续。

由前诺基亚员工创立的赫名迪公司已获准在产品中使用“诺基亚” 这个名称——尽管从公司层面上说,赫名迪与诺基亚没有任何关系。与大多数智能手机企业一样,赫名迪将制造业务分包出去,而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在打造“新诺基亚”。

这些新款诺基亚智能手机运行曾经被诺基亚拒之门外的原生安卓操作系统——长期供职于诺基亚的营销大师安西·万约基甚至表示,使用安卓系统就像“在寒冷的天气里尿裤子”一样糟糕。

事后看来,万约基或许比卡拉斯沃更适合担任首席执行官。他成为卡拉斯沃的继任者,也可能扭转诺基亚的颓势。我曾无数次聆听万约基的营销演讲,他的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万约基在媒体面前的表现令人叹服,有时甚至能混淆视听,将新产品的明显缺点包装为优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万约基拥有比肩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⑥能力。在诺基亚管理层最初的“梦之队”中,只有万约基能将苹果的圆滑产品设计拒之门外,但他奢华的管理风格在诺基亚内部树敌甚多。

万约基在埃洛普受命担任首席执行官后辞职。在统治诺基亚多年的“梦之队”中,他是最后一位离开的成员。

对于继承“诺基亚”这个品牌的赫名迪来说,观察它能否从诺基亚前手机部门的废墟上浴火重生颇为有趣。截至本书写作时,赫名迪的第一批产品刚刚上市;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安卓智能手机市场上,目前尚不清楚赫名迪的产品能引起多大反响。外界曾认为诺基亚的部分早期产品坚不可摧,赫名迪是否符合这一形象仍然有待观察。

新款诺基亚 5(图 8-5)的用户体验令我十分满意,祝赫名迪好运。

诺基亚的手机故事余音未了。在快节奏、残酷无情的全球竞争中,几个糟糕的决定就能使无可争议的技术王者迅速蜕变为仅在授权方面还有部分价值的历史符号。

图像说明文字

⑥ 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最初是形容史蒂夫·乔布斯气场的一种说法,意指通过极其出众的口才和人格魅力达到说服其他人的目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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