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陆军生涯

“相反,如果它过去如此,那它现在也可能如此;而要是它是这样的,那它就会这样;但由于它实际不是那样的,所以它不会那样。这就是逻辑。”

第二章 陆军生涯

在格雷夫森德的家里,地下室的厨房是整个家庭进行用餐和其他活动的场所。当情况显示战争不可避免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父亲去木料场买了很多粗大木梁,其横截面大约二十厘米见方。他用这些木梁加固了地下室的厨房,这样我们在遭遇空袭时不至于那么脆弱。

在1939年正式宣战之前的几个月里,英国民众被广泛告知了即将到来的危险:数百架敌机空袭,扔下炸弹和毒气弹。每个人都配发了一个装在硬纸盒中的防毒面具。在1939年9月3日上午11点,张伯伦首相通过广播宣告我们对德宣战。几乎紧接着,防空警报就被拉响了,所以我的家人躲进了地下室的厨房,但一到那里,我们就意识到饮用水储备可能不足。在厨房里有一个锌制浴盆,我们平时每周都用这个浴盆洗澡。我们把它抬起来放在水槽上,然后打开水龙头放满水,但我们忘了浴盆在装满水后会变得多么重。在试图把它抬下来时,大部分水都洒了出来,所以什么都还没做,我们就遭遇了一场小小的洪灾。大约四十五分钟后,防空警报解除了。我们的第一次防空警报实际上是虚惊一场。这开启了所谓的“假战”(Phoney War),在接下来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敌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大的举动,至少在陆上是如此。1

1在海上则是另一回事了。在英法对德宣战后不久,英国客轮“雅典娜号”就被德军用鱼雷击沉。我们的商船也损失惨重。我们需要进口大量食物,而敌人企图切断我们的给养饿死我们。

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个青少年,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对英国政府非常恼火,因为政府看上去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阿道夫·希特勒。他侵略和吞并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清楚地表明他想要统治全世界。在战争爆发六周后,我年满二十岁,达到了参加陆军的年龄要求。我停下攻读化学学位的事情,来到最近的一个位于查塔姆的征兵点办理了入伍手续。

在陆军的第一周,我被告知要每天阅读连队条例,并做好任何要求我做的事情。在连部办公室外面张贴的一长串人名单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而名字旁边写着“key man”。我询问了一些人,作为一个“key man”,我应该做什么。他们解释说,晚上的某个时候,号手会吹响“免费火警号”。(这是火警号后面跟着两个Sol音,表明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火警号。)当你听到这个号时,你跑到连部办公室,然后当他们喊你的名字时,你大声喊“到”。我照做了,但我仍然纳闷,作为一个“key man”,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又询问了一位下级士官。他说:“当你听到免费火警号时,你跑到连部办公室报道。”“但是,”我追问道,“究竟我该什么呢?”(毕竟,“key man”的头衔听上去相当特别。)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当你听到免费火警号后,你跑到连部办公室报道。”

我不怕嫌弃,最终追问到了士官长那里,他也是如此作答。所以我说:“那么在一个真正的紧急情况下,key man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完全问倒了他。他让我明天再来找他。现在我彻底成了一个刺头,一个新兵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惹麻烦!但经过大量研究后,他们发现,这里的“key”原来是指水龙头。所以我又问水龙头在哪里。再一次地,这又引起了一阵混乱。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没有找到它。幸运的是,在我做水龙头兵时,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火灾。但通过这件事,我对陆军的“运作”上了重要一课。

在战争刚开始时,我的连队正忙于建造营房。部件是预制好的,包括墙壁、屋顶、门窗、火炉,等等。2我们需要乘坐卡车到很远之外,到陆军的后勤部队提取这些预制部件。当我们不在建造营房时,我们经常担任警戒任务。这意味着我们要仔细整备军容,以防备检查,并要值夜班。当时已是冬天,而“警卫室”只是一个帐篷,特别遇到下雨下雪天,里面就会又阴又冷。我们突然想到,我们或许可以偷领一些预制部件,给自己组装一个有屋顶和火炉的警卫室。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开始这样做了。

2营房宽可放两张床,床之间还留有过道。而通过添加部件,你可以把它建得任意长。火炉是竖直的,并有一根管子穿过屋顶通到外面。

我很确信,我们的指挥官(一位非常开朗的士官长)肯定意识到有一个新的建筑突然拔地而起,毕竟警卫室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建成。我甚至相当确信,他认可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非正式的。与此同时,后勤部队的中士注意到有些预制部件去向不明。他对我们起了疑心,不愿意继续给我们提供物资,这样我的这个小团队就不能再继续这个计划了。我当时只是一名准下士,所以为了从军衔上压过后勤部队的中士,我向我们的军官寻求帮忙,那是一位比我还年轻的新晋少尉。我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说:“是的,我知道。他甚至都不买我的账。”

在我刚进入军队时,同伍之人来自英国的各个地方。尽管背景和口音有很大不同,我们还是相处得很好。睡在我隔壁床的家伙在参军前是一名矿工。他看上去难以写清楚他正在写的一封信。当他把信给我看时,我意识到有人试图在他妻子利用分期付款购买的某件家具上占便宜。我知道议会已经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有人对军属做这种事情。所以我替他写了这封信,清楚指明这一点,对此他非常感激。几周后,我们每个人被要求挖出一个长1.8米、深1.8米的散兵坑。我不是非常强壮,等他挖完了,我还没挖多少。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出来!”然后他很快把我的散兵坑也挖好了。

散兵坑还会以其他方式坑我。我们在营房和士官餐厅附近挖了很多散兵坑。有一次,雨连下了好几天,但最终雨停了。到了深夜,我想着,与一位美丽的女士外出散步应该会是件美事。外面一片漆黑,没走多远,我们俩就掉进了同一个散兵坑,里面还满是积水。我们浑身都湿透了,一时间百口莫辩。

我已经忘记了我们连士官长的名字,但我们都称呼他“公牛”。连里没有人不害怕他,但他有一些值得敬佩的优点。特别是,他总是要求自己对连队需要做的所有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连里时常有人会被派出去学习。比如,如果新装备了一种迫击炮,可能一名中士就会被派出去接受培训,然后他在回来后会教全连的人如何操作以及如何拆卸和组装。又或者可能是一种新的反坦克地雷,大家需要知道比如如何设置。这时,公牛会毫不迟疑地让任何接受了培训的人来教他,而当别人教他时,他会完全忘掉自己的军衔。他会利落地执行对方的指令,直到他自己能做得像教官那样好。他觉得自己必须知道连队里其他人都知道的事情,并且还要能够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完成一项操练。

当公牛问你一个问题时,他预期得到一个快速且合理的回答,而如果他得到了,他会感到非常满意。比如,我们曾有一段时间驻扎在英国南部海岸的一处海滨度假胜地,出于敌军入侵的可能性,那里已经部分疏散。有一天,没什么事情要做,我和另外两个人便跑出去游泳。我们仨中最年长的是一位康福德下士,所以当公牛突然出现时,问话的对象就是康福德下士。公牛问道:“你们在什么,下士?”康福德冷静地答道:“长官,我们在教准下士博克斯游泳。”我想公牛知道这不是实情,但由于康福德给出回答时毫不犹豫,他接受了这个说法,并随即给我们上了一堂如何教初学者游泳的课程。

我们驻地的附近有一座山丘。我们的指挥官想必是在一个晚上参加了当地名流举办的一个晚宴,因为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们集合起来,告诉我们山顶上有一门铁炮,当地人想把它移走。铁炮有两百年历史,并且非常长,接近六米。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写一份勘察报告,关于如何把这门铁炮移走。我们很快发现我们没有合适的工具去移走如此重的一个物体。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炸药。我提出了一个方案,首先在地上炸开一个大坑,然后在铁炮上绑上炸药,并把它推进大坑里,最后我们埋上大坑,并炸掉铁炮。我的方案并未被采纳。

有人声称我们可以把炸药直接放进铁炮炮膛里,并通过精确计算炸药量,使得铁炮刚好被炸裂。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铁炮炸解体,然后把碎片搬走。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的计算必定是出了一点偏差。爆炸太过剧烈,碎片飞入空中,并落到了城镇各处,还惊吓到了出海打鱼的一些渔民。一位听上去教养很好的女士信誓旦旦地说,她的钢琴被从天而降的碎片击出了许多小洞。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人员伤亡。但接下来好几天,我们都忙着到处去修缮东西。

连被分成几个排,每个排又被分成四个班,每个班大约有十到十二人。到了夏天,我们会在空地上听课,一位士官会讲解有关我们职责的某个方面。这可能是有关一种机关枪的各部分名称以及如何组装它们,诸如此类。一天早上,给我们上课的教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他精通一个领域,却对其他方面知之甚少,他的领域是打结和绑绳。有一天,他在某个话题上突然卡壳,然后话锋一转,转到了如何打一个称人结上。我们扭头一看,意识到原来他看到了上校也来听讲。他很清楚,打结和绑绳也是上校喜欢的话题。“讲得很好,上士。”上校赞赏地说道,然后他也说起了用以记忆如何打称人结的方法。我唯一记住的是,“兔子钻出兔子洞,然后绕着树转一圈,再钻回洞里”。陆军中有这样一个说法:“驴粪球子外面光(Bullshit baffles brains)。”诚哉斯言。

我们连的指挥官竭尽全力让我们变得训练有素。特别是,他训练我们要避免落入“陷阱”。比如有一次,我们正在树林中设置伪装网,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我们以为这是给我们送茶和面包的茶水车。我们把工作扔在一边,满怀期望地围上前去。结果从里面跳出来四个手持冲锋枪的人,直把枪口对准我们。我们不用说也明白,要是出来的是敌人,我们就都死翘翘了。他和他的团队还准备了一种“雷光弹”,能够发出刺眼的闪光和震耳欲聋的响声。午夜时分,如果你作为警卫值夜班,而他怀疑你不够警觉,你就会收到这种粗暴的提神礼物。

我们还会进行长途拉练,通常会持续四天三夜。整个连会搭乘大约三十辆载重一吨半的卡车,根据预定的行军路线前往索尔兹伯里平原。当(且仅当)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我们会执行一个任务,比如一次破除,然后返回营地。我们有一张详细的地图,显示预定的行军路线,但我们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唯一可用的光源是前车的微弱尾灯。我们经常迷路,发现自己开进了一个农场,于是每个人暗骂不已,而士官长会说:“好吧,肯定是地图出错了。”更糟糕的是,如果碰上雨天,我们的一辆或更多卡车可能会陷入泥中,需要费力拉出。

有一次,我刚休完假回来,发现所有车辆排成一队,正要开始一次拉练。我没有赶上情况通报会,但作为一名准下士,我还是收拾好我的装备,坐进了卡车车头。我问司机:“我们今天晚上要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下士,但有一点我确定无疑:它肯定会是一团糟。”

不无奇怪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从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除了在我休假时。索尔兹伯里远离德军的轰炸,但格雷夫森德正好在轰炸机直飞伦敦的路线上。我家的房子从来没有遭到过轰炸,但一些邻居的房子确实被炸到过。不过,房子被炸到并不必然(或通常)意味着里面的人会被炸死。当有人的房子在空袭中遭到轰炸时,邻居们会把他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给他们端茶送水,提供食宿,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战争似乎让人们把最好的一面展示了出来。所以当战争结束后,我多次听到人说:“为什么人们不能像在战时那样相互帮助了呢?”

战时所有东西都是配给的,或者如果不是配给的,也很难买到。有一次,当我休完假准备回部队时,我看到一家店外排起了长队,所以我也过去排队,然后打听大家都在排队买什么。原来这是在卖闹钟,所以我买了一个。我把它设好时间,装回包装盒,然后把包装盒放进了我的手提包。

在火车上,我坐在一位老妇人对面。在火车开出后不久,她问我能否告诉她现在的时间。我说:“当然可以。”然后我站起身来,从头上的行李架上取下手提包,在里面翻腾了一阵,最终找到了那个包装盒,然后我打开包装盒,看了一眼闹钟,告诉她说:“现在三点差十分。”接着我把闹钟装回包装盒,把包装盒放回我的手提包,最后把手提包放回行李架。这看上去让她有点目不暇接。

在战前,英国大约三分之二的食品都是进口的,而在战争爆发后,这些供应就被德军切断了。从1940年1月开始实施的战时配给制非常严格,英国陆军也在其中,尽管士兵要比平民待遇略好一些。在配给的各种食物中,最受追逐的是蛋白质来源。对此每人每周的配给包括一个鸡蛋、1.7升牛奶,以及一小份肉,肉的数量根据其价值而定。3

3每周肉类的配给不能超过一先令六便士(相当于现在的六便士)的价值。

战时被派往英国的美国士兵则一直过得丰衣足食(相较于我们而言)。在来英国之前,每名美国兵都被分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介绍了英国的风俗以及自1939年来的战争对英国的影响。其中一段写道:“如果你被邀请去一个家庭进餐,不要吃得太多,否则你可能会吃光他们一周的配给。”4

4Instructions for American Servicemen in Britain 1942,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1942.

有一年,我和一名美国兵成了朋友,我们有时会在索尔兹伯里的一家酒馆见面。当圣诞节到来时,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圣诞派对。当我来到聚会现场时,我顿感眼花缭乱:他们有你所有想要的东西以及众多在英国买不到的东西。所以那一天,我是生活在世外桃源。

食物的匮乏,尤其是肉类的短缺,在战争结束后仍然延续了很久。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到了1950年初,销售几乎不含一点肉的香肠成了一件合法的事情。下议院的一名议员便提过一个有名的问询:“这样下去还要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香肠变成奶油包?”

我有时喜欢弹弹钢琴。我弹得不好,但我学会一件事情的方式还是值得一提。在我大约八岁时,我曾被逼着跟我的表姐学钢琴。每次我要步行三公里到她家,再原路回来。我没有获得多大进步,因为薇拉教我学钢琴就仿佛是在教我学打字,死记硬背,但当时我的头脑是(现在也仍然是),我只有理解了为什么,我才学得会。

在我考完中级科学测试,而战争尚未爆发的一段时间里,我想在这段空闲时间里找点事情做,所以我捡起了威利伯伯留给我们的吉他。我的指导老师当时服役于商船队。(他在战争初期不幸罹难,就像商船队的许多人一样。)他给我解释了和弦以及和弦行进,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像乔治·格什温和科尔·波特这样的作曲家,他们使用了巧妙的和弦序列。后来,当我开始尝试弹钢琴时,我就利用吉他和弦来看待钢琴音符,这在我看来才总算说得通。

在我驻扎在索尔兹伯里时,我让我的父亲把吉他寄过来。我每天都去火车站,当然,它最终寄到了。父亲制作了一个吉他盒,它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小棺材,但终究起到了作用。当时我们有几个人对爵士乐非常感兴趣。除了小号、长号、架子鼓和我的吉他,我们还有一位钢琴手,名叫斯穆杰·史密斯。他个头很小,但能够用几乎任何调性来弹奏钢琴,不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喝醉时。我们选了一些乐曲,就开始演奏起来。

斯穆杰·史密斯有一位看上去像重量级拳击手的朋友。这位朋友脑子不是很灵光,自己也不会演奏乐器,但他深信自己的职责就是为斯穆杰提供大量啤酒。所以在我们演奏时,他会确保钢琴上的两个玻璃杯随时随刻酒不空。

不久后,我们开始被雇去在舞会上演奏。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有一个晚上,我们要在一场禁酒的社交舞会上演奏。当然,斯穆杰的朋友在舞会上找不到任何啤酒,所以他跑到最近的酒馆买了两品脱啤酒。当他带着啤酒回来时,门口的人试着把他拦下,但他一胳膊杵开他们,像往常一样,把啤酒放在了钢琴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整个舞会期间,啤酒供应始终源源不断——真是一场不寻常的禁酒舞会!

在我二十一岁生日时,我正与其他七个人住在同一个营房房间里。我和其中一个人觉得需要庆祝一下我的生日,所以我们乘坐公交去了索尔兹伯里,逛了几家酒馆。某些酒馆的啤酒要比另一些的好喝。在乘车回营之前,想到其他同屋没有啤酒好喝,我们不免有点心生愧疚,所以我们买了很多回去。还好我们的大衣口袋可以装下好几瓶。回到营房后,我们向他们大声宣布我们带回来了啤酒,但当我们把啤酒从口袋里取出来时,我们发现瓶子都是空的。在醉醺醺的状态下,我们忘记了公交车晚点,而我们在回途路上把啤酒全喝了。

有一天早上,我出操晚了点。当我赶到时,我们被要求排成一列。一名士官将队列分成了两半。前一半被派往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的地方,我所在的另一半则留了下来。后来我才发现,前一半士兵被派往新加坡,后者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军攻陷。他们都沦为战俘,绝大多数人此后再无音讯。

在我刚进军队时,我曾与一些工程师一起受训,特别是,学习如何破除桥梁。这时实际上你并不是要把桥梁全部炸飞,而是要用炸药把支撑桥面的主梁炸断。通过一些简单公式,你可以计算出需要使用多少炸药,而由于我理解这些公式,在实操训练中,我需要负责计算炸药量和引爆雷管。毫无疑问,我在破除上要比在打结和绑绳上做得更好。

在我有机会把我的破除技能应用到实战之前,陆军里有人发现我有化学背景,于是我得到命令,前往波登当的化学防御实验站报道。波登当位于英国南部,靠近索尔兹伯里。当时人们充分预料到德军最终会在战场上使用毒气,而实验站的目的就在于找出应对措

施。这里聚集了一些英国最好的科学家。比如我的上司哈里·卡勒姆宾博士原是一位生理学教授,现在则是上校。我成了一位实验室助理,并晋升上士(图2.1)。

图2.1 在波登当,正中是卡勒姆宾上校,我在他左手侧

当时军队决定给每个军事单位都分发一小份液态芥子气样本,这样志愿者可以滴一滴在皮肤上,然后观察水泡是如何出现的。对于军队的行动指令,你总是需要在写着“一切已知悉”一行字的命令上签收,但我担心,对于芥子气样本,这个流程没有得到遵守。卡勒姆宾,作为芥子气伤害治疗的专家,一时间被这些样本的误用弄得焦头烂额。比如在一个个案中,有人必定是把罐中的黑色液体误认为是用来粉刷火炉的。对于睡在那个营房房间里的人来说,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在动物实验中进行生化测定。我收到的实验结果变量非常多,所以我告诉卡勒姆宾,我们需要一名统计师来分析实验数据。他说:“确实,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对此你知道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曾有一次试着阅读一个名叫R.A. 费希尔的人所写的这方面的一本书,但我当时没读懂。他说:“喜欢读书,那你来做这个吧。”所以我说:“遵命,长官。”

我写信给陆军教育部队求助,他们给我送来一些统计学方面的书籍,我都仔细研读了。5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问题不只是统计分析的问题,还有我们需要利用统计原理做好实验设计的问题。很快,我被配备了几名助理,而在剩下的战争期间里,我都在负责设计、主持以及帮助进行实验,既有在实验室里的,也有在模拟战争的试验场上的。因此,我改变了计划,从打算成为一名化学家,转而立志成为一名统计师。在剩下的战争期间里,我实际上是实验站唯一一个负责统计学的人,并且卡勒姆宾和我一起写了多篇论文描述我们的实验结果。6

5其中两本是费希尔的《实验员的统计学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Experimenters)和《实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s)。其他的则是费希尔的追随者所写的关于具体应用的书。我记得《森林和草原管理中的统计学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in Forestry and Range Management)一书对最小二乘法给出了一个很精彩的论述。还有一本书则是关于通过实验设计来改进教学方法。

6H. Cullumbine and G.E.P. Box, “Treatment of Lewisite Shock with Sodium Salt Solution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April 20, 1946, pp. 607–608; G.E.P. Box and H. Cullumb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vival Time and Dosage with Certain Toxic Agents,” 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Vol. 2, 1947, pp. 27–37.

为了说明实验设计的威力,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简单的实验设计,当时我们用它来在实验室里找出芥子气水泡的最佳治疗方法。在志愿者的胳膊上滴一小滴液态芥子气会引起一个直径约为两厘米的水泡。它与平时烫伤所引起的水泡很相似,但它更难治疗,所需恢复时间也更长。由于身体的恢复能力因人、因部位而异,所以要比较不同治疗方法的效果是很难的。此外,还有一个困难之处在于,我们需要尽快得到有效的实验结果。

我们所用的响应变量是“恢复所需的天数”。对于每个实验,我们有六名志愿者(在实验设计中分别编号为1到6),然后每名志愿者的两只胳膊的六个不同部位会滴上六滴液态芥子气(分别编号为A到F)。我们使用了六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分别编号为a到f),具体分配如下表所示。你可以看到,每种治疗方法被应用到了每名志愿者的胳膊的每个不同部位。所以每种治疗方法在每名志愿者身上测试过一次,在每个部位测试过一次。因此,因人、因部位不同而导致的治疗效果的差异就可以被计算出来,并被消除。这种实验设计(它由费希尔发明)被称为“拉丁方”设计。使用与此类似但要复杂得多的设计构成了所谓“统计实验设计”的一部分。

还有多种不同方式去排列上表中的这些字母,并仍然得到一个拉丁方,所以费希尔枚举出了所有可能排列,并建议实验员从中随机选取一个。他还指出,这样不需要对概率分布做出任何假设,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显著性检验以揭示出哪种治疗方法是效果最好的——通过比较实际发生的与在相同数据的所有其他可能排列下的原本可能发生的。后来,这种检验被数理统计学家重新发现,并被称为“非参数”检验。

有一天在实验室,我在某个统计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在场的一位资深医学科学家建议我写信向R.A. 费希尔请教。7我原以为费希尔会忙得顾不上搭理我,但他回信了,并要求我带着数据去见他。然而,陆军里没有一个规定说,派一名上士去剑桥见一位教授应该如何处理,所以他们签发了一张火车乘车证,上面说我是骑马去那里的。

7之所以实验站的那位科学家会认识费希尔,是因为费希尔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卡尔·皮尔逊及他那帮人关系不好,他甚至不愿与他们一同进餐,所以他会到街对面的大学学院医院吃午饭。

当我到达费希尔的住处时,那天天气很好。他说:“让我们坐到果园的那棵树下吧。我来找分位数,你来找倒数,然后我们用这些数据作图。”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这样做后,我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费希尔非常友善,花了一整天时间陪我。

在波登当的实验室里有各色人物。比如,在我工作的实验室的隔壁有一位病理学家,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在战争期间,他也穿上了军装。不妨我就称他为朗少校。朗少校会在最需要幽默的场合不经意间制造出许多笑料。比如,军队有规定,所有低军衔的士兵和士官见到军官都要行军礼,并且军官也必须回礼。朗少校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这让他难以确定该用哪只手来回礼。我们很喜欢向朗少校敬礼,然后看他会不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有一天,我和同事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突然朗少校从门外探头问道:“你们有没有见到一只兔子?”我们告诉他:“没有啊。”过了一会,他又过来说:“它嘴里叼着一只试管来的。”

还有一次,朗少校来看我对一次大型实地实验的安排。我设置了四十个采样点,它们随机分布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他走过来对我说:“它们不可能是随机的。”所以我给他看了一张地图,在上面,我把整个区域分成了一百个编号的方格,然后我解释说,我们从一个随机数表中选取了四十个数,以此决定哪些方格将成为我们的四十个采样点。他仍然一脸怀疑地看着我说:“这是不假,但它们的镜像呢?”他是一个纯真的人。有一天,他看上去很累,而他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他花了几乎一整夜工夫试图给他的妻子传授生物学。

一位我在那里结识的杰出科学家是,英国顶尖的药理学家约翰·加德姆教授,他后来受封爵士。他本人也是一位合格的统计师,所以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手头的工作。他对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物和不学无术的将军都不以为意。在战争之初,他们任命他为中校,想留他在实验站。然而他没有同意,而是回到了爱丁堡大学,并留下话,如有需要,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他对我为一位美国研究人员设计的一个涉及路易氏剂(一种化学战毒剂)的实验特别感兴趣。一小滴路易氏剂就足以让你的眼睛在很短时间之内失明。这项研究正是试图通过利用兔子眼睛做实验来找出最佳治疗方法。

这里的难点在于,尽管一只兔子的两只眼睛具有可比性,但不同兔子的眼睛之间却没有。我设计出了一个复杂的实验,使得在考察所有重要的治疗方法时,别的变数都已经被消除,只剩下一只兔子的两只眼睛的区别。对此,我感到相当自豪。那位研究人员请我写一个附录,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设计。在报告发表后,加德姆来看我,说他读了报告,但怎么都找不到我的附录。我解释说,身居所谓“主楼”的那些人删了它,大概是因为它只是由一名上士写的。(当然,这些“负责”的人不是科学家,而是高级公务员。)加德姆怒从心起,拽着我的手说:“跟我来。”我们找到了高层。他质询他们基于什么理由抹除我的贡献,而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变得勃然大怒。他怒砸桌子,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放回去!”他们照做了。

在战争期间,英国陆军有一个旨在劳军的称为ENSA(全国娱乐服务协会)的组织。每周,他们会派来歌手、舞者、魔术师等,但都是二流货色,并且服装拙劣。我实在忍无可忍,以至于有一次在士官餐厅脱口而出,我自己都可以组织一场更好的演出。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所以我决定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证明他们错了。

很显然,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女子合唱团。在实验站,有来自陆军的ATS(本地辅助服务团)、海军的WRENS(皇家海军女子服务团),以及空军的WAAFS(空军妇女辅助服务团)的女孩。来自WAAFS的女孩有着最漂亮的腿,但她们将拒绝参加,如果我们允许来自其他部队的女孩参加演出。我试图说服她们,但最终她们赢了,于是合唱团的女孩清一色来自WAAFS(图2.2)。

图2.2 我们自己上演了一场演出

演出名为“你受够了”。我们还写了一首开场曲:

我们有了一场新演出,

叫作“你受够了”。

它不是一场沉闷的演出,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它里面充满笑声和音乐。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新演出。

我们的演出有不同的“幕”。在其中一幕中,大幕拉起后,一扇屏风出现在舞台中央。一件接一件的女性服饰(外套、裙子、内衣、女裤等)被屏风后的某个人高高举起。然后屏风倒下,露出一个穿戴整齐的年轻女士正在熨烫她的衣物。

在另一幕中,大幕拉起后,露出一条白床单,灯光从后面照在床单上。床单上的阴影表明,一个人正一动不动躺在桌子上。观众被告知,上面躺着的是一名士官长,他将经历一次手术。然后“外科医生”的身影出现,手里看上去像拿着一把巨大的锯子。锯子声和哀号声此起彼伏。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从士官长的肚子里被取出来,包括一只死老鼠。

我们的表演非常成功。顺便一提,说ENSA的演出都很糟糕也不全对。有一次,我们就欣赏到了格伦·米勒的表演,他当然是一流的。我还记得他们用《跳起比津舞》的曲调去演唱《当我们开始清理茅坑》。

在另一次自娱自乐的活动中,我参加了由一位柯温少校策划的话剧《灰姑娘》。我扮演灰姑娘,水晶鞋由我的军靴充当。我们的演出还在其他许多方面偏离了原著。

话剧连续上演两个晚上。在第一个晚上,道具出了一点问题。灰姑娘的马车由两名准下士组成的假马拉着,他们一个当马的后腿,另一个当马的前腿。后来突然之间,马车和马过早地出现在舞台上。演出顿时停住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柯温非常生气,匆忙跑上台,想把马赶下去,但他情急之下却把马头扯了下来。结果露出了一名准下士的上半身,后者还傻站着,在舞台的明亮灯光下可怜地眨着眼睛。柯温继续说了几句,大致为“我见过傻的,但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只是让混乱局面雪上加霜。

在第二个晚上,事情进展得顺利多了,但在观众中有一名炮兵上校,他两场演出都看了。他脑子不是很灵光,在演出结束后,有人听见他对柯温少校说:“我确实很喜欢第二场演出,但你把最精彩的部分去掉了——就是你把马头扯下来的那个部分。”

另一次不幸的意外出现在灰姑娘由衣衫褴褛神奇变身为锦衣华服的场景。当时灯光关闭,我需要迅速换装。杰西,我未来的妻子,在舞台边帮助我。但不幸的是,我太过匆忙,一抬腿,不小心把她撞了一个黑眼圈。

杰西和我在陆军中相遇。她是ATS的一名中士,在我们实验站附近的一处军官训练基地担任秘书。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伴,我们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远足,晚上找地方吃饭,相互分享书籍。我们于1945年在柴郡的一座教堂里结了婚。战争即将结束,大部分士兵将很快退伍回家,但我的陆军生涯还没有结束。

我们在英国一直研究的毒气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很少有新型毒气。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盟军在德国发现了一些毒气弹,其中包含一个新系列的神经毒剂(塔崩、沙林和梭曼)。当我们实验站接收它们的一小批样本时,我也在场。我们三个人(加德姆教授、他的助手马克和我)还见证了其毒性的初步展示。(检验剧毒物质的毒性有许多不用直接接触的安全办法。)马克准备了一份高度稀释的样本,并把它注射到一只兔子体内。即便在如此微量的剂量下,兔子还是立刻死掉了。加德姆感到非常吃惊,要求马克核实一下稀释程度,并再试一次,这次兔子仍然立即死掉了。所以马克又用了上次剂量的十分之一,然后是百分之一,但结果都一样。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毒性比我们之前所知的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这些毒剂气化后生成的毒气会迅速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快速导致死亡。

很快,英国派出了一队专家,秘密前往德国北部穆斯特(Munster)的德军实验站(图2.3)。我是这个团队的一员,我帮助设计和分析研究这些骇人的新毒剂所必需的一些实地实验。我们连同大约四十辆装满实验器材的卡车搭乘坦克运输船渡过英吉利海峡。车上除了司机,就是来自陆海空军以及民间的各类化学战专家。我们在战争的废墟中缓慢穿行。当我们驶过比利时和德国的断壁残垣时,我们一行想必看上去非常古怪。我还记得我们来到一个路口,当时宪兵正在指挥坦克以及其他军事车辆顺次通行。他们惊奇地看着我们的车队,问道:“你们做什么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执行机密任务,最后我们掏出的一份文件满足了他们,他们就让我们通过了。

图2.3 在穆斯特演习场的德军实验站

到达穆斯特时,我们发现德国人非常巧妙地伪装了他们的研究站。比如,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看上去像农场的房子,之间相隔相当一段距离。而为了方便来往通行,他们还发明了小型电动汽车。它们晚上充电,白天使用,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德国人还发展出了一套研究毒气弹的高效系统。在我们在英国的实验站,为了做仿真模拟,炮兵会把毒气弹发射到几公里之外。发射并不十分精确,毒气弹常常会落在离我们太近的地方,迫使我们不得不撤离,寻求掩护。但在德国的实验站,在试验场附近有一座高塔,上面有一门炮,而通过使用较少的装药量,它所发射出的毒气弹的速度和落地角度就能够模拟从远处发射时的情形。在我在那工作期间,负责这项操作的是一位“爆炸物专员黑尔曼”,而尽管他之前曾为纳粹做过同样的工作,没有人对这个安排有意见。我在学校时曾学过一些德语,所以刚到穆斯特时,我尝试着说德语,直到实验站的一位德国工作人员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我想我们还是说英语更好。”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有时很容易忘记这些神经毒气有多么剧毒。在使用诸如光气或路易氏剂这样的“一战”时期毒气做实地实验时,你在闻到异味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带上防毒面具。但对于这些新毒气,这样做会是致命的。比如有一次,我走进穆斯特的实验室,还以为当时的电力供应出了问题,因为所有的灯光在我看来都有点昏暗。但实际上,那是因为我吸入的微量神经毒气导致我的瞳孔收缩了。

时不时地,我们需要到附近的村庄获得一些补给。这时一位德军中士会担任我的司机。我不妨称他为舒尔茨中士。他是个大个子,与我交流不成问题,主要是通过手势实现的。尽管他的军服缝缝补补太多次,看上去令人心酸,但他依然不卑不亢。我想他应该经历过许多战斗,或许是在苏德战场。

在实验站附近有一个关押意大利军官的战俘营。他们在之前某个时候改换了门庭,现在正穿着他们华丽的军装到处闲逛,等待着被遣返回意大利。舒尔茨尊重英国军人,但他把这些意大利人视为叛徒。当我们在路边看到这些意大利人时,舒尔茨变得怒不可遏。他把头伸出车窗外,边做出不雅的手势,边喊道:“Macaroni!Macaroni!(通心粉!通心粉!)”我看出他想说什么了。

实验站还有一些普通车辆可供我们使用,而时不时地,我们会开着这些车去参观诸如汉堡和汉诺威这样的大城市。我想大部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对德国在“二战”后期遭受的空袭有多么严重丝毫没有概念。破坏简直难以置信。在有些大片区域里,剩下的不是残垣断壁的废墟,而是视线所及的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

德国人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恨意很大。在穆斯特,为我们提供一日三餐的机构之前也曾为德国研究人员提供伙食,并且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生变化。有一次我在排队领饭时,柜台后的一位年轻女士认出了我一位朋友的英国皇家空军军服,她叫了一声“空军”,然后把一勺汤泼到了他身上。

在我们刚到穆斯特时,我们接收了二三百名实验站运作不可或缺的德国人,从厨师到色谱分析师,而当我们要离开时,他们都非常悲伤。接下来他们靠何维生呢?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把我们剩下的纯酒精留给他们。当我们离开时,他们唱歌欢送我们。

我在德国实验站的工作推延了我从陆军退伍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日是1945年5月8日,但我在德国又待了六个月,直到1945年年底。当我最终返回英国时,陆军给我授予了一枚奖章,然后我就复员了。到那时,复员的流程已经非常高效了。复员办公室在英国西部的埃克塞特附近。你以士兵的身份登上一列火车,然后以平民的身份搭乘另一列火车离开。在复员车站,我们首先收到了一些新内衣裤,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各种颜色和尺码的外套,还有衬衫、领带和鞋子等。我记得,当我们走出来时,我们看上去非常精神。看到陆军竟能如此高效不免让人感到有点奇怪,但我是最后一批复员的人,所以他们也是熟能生巧了。

在英国,也有一个与美国类似的复员军人安置办法。政府出钱让我在伦敦大学学院就读三年,师从埃贡·皮尔逊教授学习统计学。但事情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陆军说,如果学院录取了我,他们就让我复员。大学学院说,如果我能够证明我已经退伍,他们就录取我。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我是个诚实的人,但当你面对官僚机构时,精心的谎言有时是必需的。我忘记了我是向哪方撒了谎(我觉得应该是陆军那边——他们也习以为常了),但我确实得以复员。

在我在大学学院上学期间,杰西和我借住在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家里。杰西通过做饭和照管房屋来换取我们的房租。后来,我们与我的姐姐乔伊丝和她的丈夫艾尔弗雷德住在一起。杰西和乔伊丝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人,让我们可怜的配给得以支撑很长时间。艾尔弗雷德曾经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回家吃饭,所以午餐吃得非常匆忙,但他又不接受乔伊丝提出的午餐带便当的提议。然而,当艾尔弗雷德的哥哥巴里对他说,“不要每天这样跑来跑去,为什么不让乔伊丝给你准备午餐便当?”时,对哥哥言听计从的他就让乔伊丝准备了:这让乔伊丝相当恼怒。

尽管战后的生活条件很艰难,但我们还是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有几次,我们和乔伊丝、艾尔弗雷德以及杰西的父母乘坐船屋,一整周顺着泰晤士河游玩(图2.4)。过了伦敦之后,泰晤士河的面貌变得大不相同。河道变得窄得多,但也更干净漂亮,而且流经的是美丽的乡间。它蜿蜒流淌,最终经过了牛津。在夏天,租一条装备齐全的船屋,自在地在泰晤士河上泛舟着实是一件乐事。

图2.4 与乔伊丝和家人在泰晤士河上泛舟

在我在大学学院就读时,学校有一天会开放给学生的家属来参观。我的母亲来了,我带她参观了统计系。统计系的隔壁是遗传学系。在那里,我向她展示了一些石原氏色盲检测图。这些图由不同颜色的小圆点构成,如果你的色觉正常,你会在图上看到一个数,而如果你是红绿色盲,你就会看到另一个数。我让我的母亲看其中一张图,并告诉她:“如果你是色盲的话,你会看到一个数6。”她说:“好吧,这一个6。”这时遗传学教授卡尔马斯博士恰好从一旁路过,他随口问道:“有谁是色盲吗?”我答道:“是的,我的母亲。”“我想不是这样的。”卡尔马斯说道。当然,事实证明其实是色盲。教授解释道,只有0.4%的女性是色盲,而男性是色盲的比例高达7%。那时,我已经二十六岁,参加过陆军,经历过战争,却对此一无所知。

我的朋友梅尔韦·马勒最近跟我回忆起一件事。在我们都在普林斯顿时,有一次他坐我的车,然后我突然在一个交通信号灯前减慢了车速。我说:“我知道当信号灯是竖向的时,最上面的是绿灯。但这些信号灯是横向的。是不是最左边的是绿灯?”他对我的这个问题看上去有点吃惊,或许还有点为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所以我告诉了他我是色盲。

梅尔韦最近还回忆起一件事,那时我们在得克萨斯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向他展示了一些在酒店的促销活动中购买的非常好看的灰色衬衫,还催促他机不可失。当时梅尔韦不忍心告诉我,我的那些新衬衫实际上是鲜亮的粉色。

伦敦大学学院坐落在高尔街的一头,往里走是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皇家统计学会会定期在那里举办会议。我只需沿着高尔街步行几百米就可以参加这些会议。特别是,其中一些是论文讨论会。要讨论的论文会提前打印出来,在会前分发给每位会士。由于我们已经读过论文,所以讨论会一开始,论文作者只会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可以用来讨论论文。根据传统,首先“致谢的提议者”会指出他认为的论文优点,然后“致谢的支持者”会指出他认为的论文不足之处。再然后就是学会会士的一般讨论,这时常常会有一些知名的统计学家参与发言。

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别人似乎没有想到过的想法。所以尽管我还是一名学生,我还是举手示意,并在会议主席的同意下,借助粉笔和黑板,花了大约三分钟时间阐述我的想法。会议刚结束,一位陌生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是乔治·巴纳德。今晚你有安排吗?”我说:“没有。”他说:“那走吧,让我们一起喝点酒,吃顿饭。”(图2.5)

图2.5 乔治·巴纳德

后来我才知道,乔治是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从那时起,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而这段紧密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了乔治最后的日子。比如,在我认识乔治后不久,我对最小二乘法(一种用来估计未知参数的重要统计学方法)的理论感到有些困惑。我对于一个在大学学院学到的“证明”感到不是十分满意。它在我看来并不严格,并且只适用于一个特殊情况。我就此请教了乔治,他说:“我让你看看高斯是怎样证明的。”他写出了三行矩阵运算,然后证明完毕。这个证明非常漂亮,并且适用于一般情况。8在后来的一次考试中,有一道非常复杂的题目,几乎所有学生都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但利用乔治告诉我的高斯证明,我在五分钟内就完成了。

8高斯的证明表明,最小二乘估计的误差平方和小于任何其他线性估计的误差平方和。

我用十八个月时间获得了统计学学士学位,并且是一等荣誉学位。我把受资助这三年的剩下时间用来继续研究生学业。我记得研究生第一年接受指导的有七名学生。当然,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经历过很多。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位老师看上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总是把我们当成小学生来看待。她会用手点指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并要求他比如“定义期望”。这样的闹剧最终被一位名叫韦斯特加思的老实学生终止了。他原是一名坦克部队的少校,曾在北非的沙漠担任指挥官,抗击隆美尔。这位老师点指他问道:“什么是随机变量?”韦斯特加思双眼紧盯着她,慢慢把脚放到桌子上,身子往后一靠,说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看上去治好了她。

所幸像这样糟糕的授课技巧只是例外。我非常有幸能在这个时期得到埃贡·皮尔逊作为我的导师,得到H.O. 哈特利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对于方差分析及相关统计分析中的独立性和同方差性假设的诸偏离》。

目录

  • 版权声明
  • 献词
  • 序一
  • 序二
  • 前言
  • 致谢
  • 出版者的话
  • 第一章 早年生活
  • 第二章 陆军生涯
  • 第三章 ICI与统计学方法小组
  • 第四章 乔治·巴纳德
  • 第五章 来自美国的邀请
  • 第六章 普林斯顿
  • 第七章 在麦迪逊的新生活
  • 第八章 时间序列
  • 第九章 刁锦寰与贝叶斯理论图书
  • 第十章 成长(海伦和哈里)
  • 第十一章 费希尔——父与子
  • 第十二章 比尔·亨特和实验设计的一些想法
  • 第十三章 质量运动
  • 第十四章 与克莱尔一起的冒险
  • 第十五章 马克与我
  • 第十六章 在英国的日子
  • 第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旅
  • 第十八章 在西班牙的第二家乡
  • 第十九章 英国皇家学会
  • 第二十章 结语
  • 第二十一章 琐忆
  • 乔治·博克斯生平年表
  • 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