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侦探小说最需要控制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翻到最后的冲动。我只有一次没有控制住,那就是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看到二分之一,实在忍不住看了最后一页,极其仓促,其心理跟作弊相仿。虽然之后也并没有太减少阅读的乐趣,但是对于一个侦探小说读者来说,这确实是道德底线的失守。当然,最没有道德的事是在别人看书的时候,冷冷地说出凶手的名字,这一举动几乎可以导致最温和的人使用暴力。

除了阿加莎构建的美妙迷宫之外,我觉得她的部分魅力也来自于重现了那个时代的英国,缓慢,矜持,那里面的人似乎都带着手杖,那并不是一个装饰,而是象征着一种对外部世界规则的探知和尊重。我着迷于阿加莎小说的同时,也琢磨一个问题,这些构置精密的谋杀案,到底是来自她的想象,还是来自当时的新闻。为我解开这个谜的是和她几乎同一个时代的英国人,奥威尔。

奥威尔比阿加莎小13岁,但是却比她早死了26年。他对英国式谋杀案有一些精妙的总结,虽然他所探讨的对象是英国真实发生的谋杀案,而不是阿加莎的小说,但是他的分析几乎可以作为阿加莎小说的某种注脚。

一起让人回味的英国式的谋杀案至少应该包含如下特征:精心设计,这需要高智力的支持;冷静执行,决定谋杀之后主人公需要细致地计算和精确地履行;强烈的情感,往往出于对某人难以掩饰又必须掩饰的情感,可能出轨的对象是自己的女秘书或者对手的老婆;对于失去社会地位的恐慌,在谋杀者看来,杀人的罪过要小于通奸,因为通奸是不体面的,是一桩丑闻,他会被他所属的阶级抛弃。

阿加莎的小说里的杀人动机自然要比奥威尔列举的丰富,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使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的谋杀,都带有谨小慎微和精心谋划的特点,大家遵守静默的规则,努力规避触碰社会规范。谋杀者通常穷尽了谋杀之外的解决办法,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秩序。谋杀者甚至具有更强烈的道德感,他们最后甚至并不恐惧死亡,而恐惧事业被中断,以及自己被中上层阶级抛弃的一刻。

“有了这种背景,”奥威尔分析道,“这桩罪行就可以有戏剧的,甚至悲剧的性质,使它令人难忘,并且使人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他甚至断言,英国发生谋杀案的伟大时期,也就是说英国的伊丽莎白时期,大约是在1850年和1925年期间。而伟大的侦探顾问福尔摩斯先生辉煌的探案历程,也在那个时期。

奥威尔对谋杀案的兴趣和表述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刺眼,仿佛他带着审美的眼光去看这些谋杀案似的,如果回到他写这篇文章的1946年,大概也能理解这种奇怪的怀旧气息。一切都在被破坏,人们变得更加残忍而缺乏道德约束。他列举了当时英国著名的下巴颏儿谋杀案,认为这起浅薄但是祸害极大的谋杀案“没有感情的深度”。

下巴颏儿谋杀案确实不具备传统英国式谋杀案的所有特性,杀人凶手一个是美国逃兵,一个是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年轻女招待。他们先是互相吹牛,为了显示自己有多狠,美国人用偷来的汽车在路上随便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姑娘,又随便地杀害了另一个想要搭车的姑娘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法庭上,两个被告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他们互相揭发,以减少自己身上的罪责。这种无计划、麻木不仁而又非常残忍的事件,甚至都配不上谋杀这样的词,这里面没有“谋”的成分,两个人浅薄、荒唐,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并不维护任何原则,甚至没有任何说得出口的目的。

奥威尔暧昧地指出,受到美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所谓谋杀,不可能像英国式谋杀一样被人长久流传。这种奇异的比较,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似乎也为正在上位的粗俗的美国文化做了一个微妙的注脚。